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深刻洞察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数字经济、光伏太阳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实现换道超车，并正在逐个攻破“卡脖子”技术，补齐制造业体系中的短板，实现产业链安全自主，为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打下良好产业基础。“中国智造”“一带一路”成为出口新的增长点，持续优化我国外贸产品结构。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正迎来爆发期，将加速全球产业链格局重塑，带给我国新的机遇和挑战，也对我国支撑产业发展的配套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外贸出口新动能、新机遇不断涌现，产业结构面临进一步优化

 

2023年，在海外需求偏弱的大环境下，我国出口仍体现出一定韧性，并且不断涌现出增长新动能、新机遇，外贸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一是“中国制造”加速向“中国智造”迈进。一批硬核科技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脱颖而出，通过自主创新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形成独特竞争优势。二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成为外贸出口新增长点。“一带一路”沿线、拉美和非洲等新兴市场使我国外贸市场更加多元化。但同时也需要看到，在美元强周期、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长期化、制造业产业链转移等因素的影响下，欧美等国际市场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转弱，作为我国传统出口优势产业的纺织品、塑料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速出现较为明显的放缓。2024年随着全球经济增速进一步降低，传统产业产品出口将面临更大挑战。但是，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的出口市场也将进一步扩大，这意味着我国产业结构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以更加高效的生产方式和更加高端的产品保持国际竞争优势。

 

（二）经济全球化逆流涌动，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

 

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影响下，全球产业链正加速重构。一些国家基于其国家安全、国家发展及政治利益诉求，对我国产业发展开展“狙击”：一是以“有形之手”干预产业链布局，鼓励制造业回流本国，阻止跨国公司在我国设厂，引导印度及东南亚国家代替我国产业链；二是为阻碍、迟滞我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码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2024年，随着我国对“卡脖子”技术不断突破，西方国家可能会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阻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实现自主可控，进而限制我国产业发展。

 

（三）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数字经济开启工业生产新时代，为我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重大机遇，并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以人工智能、室温超导、可控核聚变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将孕育出更大的突破和变革。其中，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显著提高人类的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深刻改变现有工业生产的格局和范式，率先掌握并有效应用人工智能的国家将与其他国家显著拉开生产力差距，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巨大优势。我国庞大的数字产业基础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了天然的优势，但在算力方面，特别是专用于人工智能的芯片仍严重依赖进口。同时，西方国家也在量子计算等颠覆性技术领域加大投入争夺“量子霸权”。随着量子计算能力对未来科研、经济和国家安全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系列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将使未来产业成为决定各国战略竞争格局的关键领域，给我国带来新的挑战。

 

（四）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对配套体系提出更高需求

 

当前，我国已经凭借超大规模市场、高水平的人才队伍、高质量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强大生产能力，构筑起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并不断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更加深度地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具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实基础。但也需要看到，推动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创新，实现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需要更高水平的制度体系、要素资源配置和市场基础设施等一系列保障。其中，与制造业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既是新质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基础。生产性服务业要与制造业相互融合、相互支撑。但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当前我国产业配套体系中的相对弱项，在服务贸易进口中占比较高，显示出我国企业大量依靠进口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强国的需求不相匹配。2024年，随着西方国家加大对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围堵，进口的生产性服务业将不能满足我国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需求，亟须本土建立有效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提供耐心资本填补这一市场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