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投资拉动型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明显提高，其基础性作用正在成为共识，并且开始了向消费拉动型经济的转型。同时，不能忽视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但是，目前消费需求拉动的发展方式还没有完全到位，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启动新的投资项目，可以有效地扩大内需，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为推动经济回升向好，更需要投资起带动作用。就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关系来说，上年的总需求形成当年的总供给，当年的总需求形成下年的总供给。因此，动态地看，当期的投资需求可以影响下个经济时期的供给。因此，投资的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投资需求可以促进扩大消费需求。虽然从量上看，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投资需求同时可以产生增加消费需求的效应。一是以投资来创造就业机会和岗位，以投资拉动的增长来增加居民收入，从而解决居民的“敢消费能消费”问题。二是以投资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和区域均等化，从而增强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水平。三是以投资来改善生态环境和民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显然，投资需求产生的这些效应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是一致的，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起关键作用。党的二十大提出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起关键和引导作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需要寻求科技和产业的新增长点。如重大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转化，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提前布局，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投资在这些方面都起着先导性引领性作用。第二，补齐发展的短板。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方面存在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如交通等方面的基础设施的短板（高铁、高速公路等），环境和生态建设的短板，农业基础设施的短板，等等。根据“木桶原理”，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都是由短板决定的。通过投资补齐短板，就能有效促进经济回升向好。第三，推动经济进入新赛道。当前数字经济成为世界科技和产业竞争的新赛道，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高科技和新产业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产业，是国际竞争优势的具体体现，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需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与创新驱动相关的数字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成为投资的重要方面

 

　　投资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世界范围内，经济处于危机时大都是靠增加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摆脱困境的。尽管我国经济没有陷入危机，但是由于三年疫情及某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打压，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消费需求不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转弱，只靠消费需求是拉不动经济增长的。要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重要的选择是刺激并扩大投资需求，以此来扩大总需求，提供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空间，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稳定。

 

　　开启现代化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上述投资需求的关键作用表明，扩大投资需求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的重要结合部，只要投资是有效的，就能起到这种作用。

 

　　二、扩大有效投资需求

 

　　投资并不都是有效的。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投资需求指的是有效投资需求，无效投资不仅拉不动经济增长，还会导致资金浪费、资金链断裂，甚至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讲话中，提出了扩大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和拓展有效投资空间的概念，强调投资关键是“有效”的重要性。

 

　　适度的投资率。投资率的形成本身包含着一定的福利评价标准。一般说来，投资率的提高意味着现期消费份额的减少和未来消费水平的提高。其福利目标便是以牺牲一定的现期消费为代价，换取未来更高的消费水平。不仅如此，积累效益的评价还涉及积累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能得到补偿的问题。投资过低，经济增长缓慢，就业问题难以解决，无法满足居民的近期消费。这时尽管投资率不高，但社会成本太大。投资率过高，尽管可能产生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由高速增长造成的公众低消费及由此出现的代价未必得到补偿。特别是由高投资引起的通货膨胀及经济的大起大落，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更是无法补偿的，这就提出了最优的投资率问题。适度和最优的标准是，既能充分动员全部实际可用的生产资源，又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群众近期和未来的消费水平，从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这是有效投资的重要表现。由此，提出积累效益，即储蓄效益问题。积累效益是指积累每一单位资金所付出的代价，涉及的是以减少消费为代价的储蓄（积累），积累要付出代价的。例如，消费的牺牲、积累过程本身的费用等。如果我们用社会边际成本这一概念来表示资金筹集所付出的代价，那么，只有当资金边际效率大于资金积累的社会边际成本时，所形成的投资需求才是有效的。因此，积累率、积累方式和积累机制的选择都不是随意的，都应服从积累效益目标。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为促进经济回升向好，适当提高投资率是必要的。

 

　　适当地提高投资率。从储蓄（积累）与投资需求关系分析，投资需求规模取决于储蓄水平，也就是一国的总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水平。如果要扩大投资需求就需要有更高的储蓄水平。在投资需求大于储蓄时，一般会采取两种方式来支持高投资，一是增加银行信贷，与货币政策相关；二是增加政府支出，与财政政策相关。如果这两种措施能够迅速增加产出，应该不会有问题。如果没有在短时期内取得增加产出的效果，则可能触发通货膨胀。根据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的总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这种以提质增效增加产出为目标，适当提高投资率的宏观政策，不但能有效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还能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有效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

 

　　增加有效益的投资。投资需求并非都会产生相应的产出，这涉及投资机会和投资项目。有了投资资金，但找不到投资的机会或者错过投资机会，或者投错项目不仅得不到产出，还可能浪费和丢失投资资金。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缺少企业家也就是缺乏投资能力，投资不能形成有效投资，尤其是在项目选择上，找不到投资方向，盲目投资，重复投资，由此产生的无效投资、产能过剩造成投资效益下降。无论是哪方面投资，都要讲效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扩大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回报的投资才是有效投资，因此，新发展格局中的投资导向，要从规模导向转向收入回报导向，以降低投资风险。

 

　　优化投资空间。符合发展目标的投资结构，投资效益很大程度上是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向问题。增长不等于发展，投资不单纯为了增长，而是要实现发展目标。现阶段提高投资的有效性，关键在结构上拓展有效投资空间，根据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解决长期发展问题的思路，需要针对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及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拓展投资空间，主要涉及下列领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短板领域，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化发展，科技创新创业培育新增长点领域，扩大增强新产业新业态顺应新需求新模式的能力。增强基础支撑能力和基础设施领域，提升跨区域协同水平和保障生态安全等领域，还需强调的是，在短期内由民生改善拉动的投资是最有效。

 

　　三、激发各类投资活力

 

　　研究经济发展，一般将公共投资和市场主体投资合并在一起作为总投资看待。公共资本 和市场主体资本之间并不都是竞争关系，或称“挤出效应”。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两者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对政府投资和市场主体投资都有明确的指向，为了促进经济回升向好，逆周期调节的基本倾向是刺激投资需求。

 

　　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政府投资政策不仅在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经济结构和加强长期发展的基础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培育发展新动能。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 、教育投资和研究与发展投资，在促进经济资源条件变化，提高经济潜在产出水平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在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培育发展新动能等方面，都能起到厚植长期发展基础的作用。这些投资不但不会挤出私人投资，而且会为其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期投资巨大，产业链还未形成，未来发展前景往往不明确，这类型的投资，应更多地采取以政府投资为引导，企业投资参与的投资模式。新基建属于公共基础设施，依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无疑需要政府投资。但是，政府投资能力毕竟有限，受政府预算的约束。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领域适当地引入社会资本，不仅可以使相应的项目顺利完成，还能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发展更多的公共服务，如中西部铁路、大型水利工程、棚户区改造，以及城市地下管廊等公共设施建设，社会资本也可从中获取长期的投资收益。

 

　　鼓励民间企业投资。在市场经济中，投资主体是各类企业，以扩大投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基础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我国目前各类市场主体有1.5亿多家，包括国有企业及各种所有制企业。其中，民间投资是来自于民营 经济所涵盖的各类主体的投资，具体包括个体投资、私营企业投资 、私有资本控股的股份制企业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投资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扩大社会就业 的重要力量。民间投资占我国全部投资比重的六成左右，对稳投资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激活民间投资、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是扩大内需的关键。在各级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重的背景下，更要重视企业和民间投资，激发包括国有和民营市场主体投资活力。其前提是，各类市场主体都要成为投资主体，既要承担投资风险，又要实实在在获取投资收益，尤其是产权激励。

 

　　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把扩大民间投资作为稳定有效投资、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需要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和公平竞争方面明确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持续推进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克服制度性交易成本，破除民间投资进入重点领域的显性和隐性障碍。营造公平竞争投资环境，落实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享受平等待遇。加快转变政府的投资管理职能，从涉企政策制定，到最大限度地放宽民间投资准入、提高审批服务效能，再到资源要素配置、降低投资成本、协调服务保障和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更多用改革的举措强化企业的民间投资主体地位。优化市场主体投资环境。一方面，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切实保护市场主体投资的合法权益，培育和维护平等竞争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减少或清理涉及市场主体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简化环节，缩短时限，进一步推动管理内容、标准和程序的公开化、规范化，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减轻企业负担。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中国政府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民间资本得以进入国企垄断的行业，启动市场竞争，可以倒逼垄断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同时，加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基础性科研的政府投资。

 

　　拓宽民间融资渠道。民间投资乏力，主要是缺乏有效的投融资渠道。走出这种困境的对策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消除投资障碍，促进投资便利化。推进金融市场改革，由间接融资扩展到直接融资，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占比。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杠杆率，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完善资本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

 

　　降低市场主体投资成本。引导银行加大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确保中小微企业降成本政策落到实处，稳定投资预期，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在利润空间不断压缩的现实情况下，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最大限度降低企业成本：一方面要降低民营企业税负成本。围绕减税降费要求，通过落实减税惠企、实施缓缴扶企、加速退税利企、优化服务便企等诸多策略，切实降低企业税负成本，提高民间投资欲望。另一方面要努力降低企业要素成本。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通过推进收费制度改革、电力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流通制度改革等，降低民营企业在用工、用能、用地、物流等方面的成本，提高民间投资效率。

 

　　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扩大投资需求存在能投资、愿投资和敢投资问题。各种刺激投资宏观政策出台，最根本的还是需要资本的响应。这就需要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鼓励投资需求不仅需要有宏观政策指向，还需要明确的制度导向，需要政府投资的带动，外资民资的行动。目前，外资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脱钩、断供背景，经济发展存在不确定性，民营资本面对国内市场不确定和预期不明朗、投资信心不足，稳外资和稳民资就成为重点。稳外资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不仅是稳就业，更重要的是获取高端技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对民营资本主要是增强其投资信心，形成好的经济预期，关键是把两个毫不动摇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等对民间投资的导向作用，加强宏观政策信息引导，完善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长效机制。民间的投资只要得到国家制度的保障，有好的预期，必然有扩大投资需求的行动。

 

　　作者：洪银兴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 来源：《红旗文稿》2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