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统计局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相较2022年初峰值的6.1%、2022年末的5.7%，就业形势出现了显著缓解，甚至比疫情之前的2019年末还有所改善，与2019年全年的失业率相比也是较低水平。如果只观察这一指标，这似乎表明我国当前就业形势已经完全恢复到了疫情之前的状况。

 

但是，这与当前普遍感受到的就业形势似乎有所不同，而且令人困惑的是，当前CPI通胀率在0附近、PPI通胀率为负，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两个季度接近-1%的水平，而该值在2019年全年则为1.2%。从供求关系来看，当前我国面临总需求不足的挑战，经济增速应当低于潜在增速。正常来说，此时失业率应明显高于2019年。但为何我们看到当前的失业率甚至好于2019年？

 

当然，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一套较为科学的统计体系，其采用了与发达国家一致的统计方法，并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不过，由于发达国家的城镇人口、城镇就业占据了就业市场的绝对主体地位，其非城镇人口、非城镇就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国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城镇人口、城镇就业代表性显然低于发达国家相应的数据指标。因此在观察就业形势时，我们应谨慎地使用城镇调查失业率，同时应该辅之以其他多个维度来对就业形势进行观察。

 

首先看人民银行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最新的数据显示：2023年6月，43.7%的城镇储户对当期就业的感受是，“形势严峻，就业难”或“看不准”。这一占比较2019年12月的33.4%有明显上升。而且自2019年12月以来，这一占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当然，不同部门之间的调查方法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我们还可以观察消费者就业信心指数，该指标也是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因此在方法论上更具有普遍性。可以看到，2023年8月，消费者就业信心指数为76，较2019年12月的132.9降幅更为显著。同一时期，消费者就业满意指数、消费者就业预期指数也有基本一致的下降幅度。

 

可见，不论是人民银行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还是国家统计局对消费者信心的调查，其与城镇调查失业率都显示出了较大的分歧。当然，作为储户、作为消费者的主观感受可能存在偏差。所以我们还需要从生产者视角、企业角度来进一步分析。

 

在企业用工视角这一端，制造业PMI从业人员、非制造业PMI从业人员这两个分项指标提供了很好的观察依据。我们根据两类从业人员的指标进行加权计算，从而得到近似的中国非农就业景气指数。因为这两类PMI对应于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除了缺少采矿业等部门之外，基本上可以近似看作是非农就业景气指数。

 

从图4可以看到，2023年9月加权的从业人员景气指数为47，明显低于2019年48至49之间的波动区间。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2023年9月的加权景气指数仅仅高于2020年2月、2022年4月和5月、2022年10月至2023年1月这些特殊时间段。

 

另外，制造业、非制造业PMI指数都是基于环比感受的调查数据，因此我们需要将其折算为类似于定基的指数，从而能够进行更长的跨期比较。因此在图4加权指标的基础上，我们选择2019年12月为100，然后基于环比变化可以得到各期的中国（近似）非农就业景气指数。从图5可以看到，2023年9月的制造业、非制造业企业用工情况基本与2022年末、2023年初相当，明显低于2019年12月的水平。

 

当然，制造业、非制造业PMI的调查是基于企业层面的调查，只是从平均每个企业意义上来观察用工需求，没有考虑企业数量的增加和减少。不过考虑到经济周期的视角下，单个企业增减用工和企业数量的变化应该都是顺周期的，所以PMI指标对应的企业用工数量总体上仍然可以代表就业形势。

 

说明：折算方法与定基指数思路类似，但是和定基结果含义不完全相同，数值只有大小关系、没有对应的比例关系，为避免误导所以不标示纵轴数值。

 

总体上，人民银行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国家统计局对消费者信心的调查，以及制造业、非制造业PMI指数的从业人员分项指标，这些都显示出了就业形势面临较大压力。

 

当然，上述这些指标与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差异，也有一些解释因素可能是来自以下方面：比如，（1）非正式就业（灵活就业）上升、就业质量下降，消费者对这些就业的满意度较低、同时这些就业没有体现为企业的用工数量；（2）再如，一些临时性的稳就业和保民生的缓冲措施，其对应的就业没有体现为失业数据，但是居民家庭仍然承担了相应的焦虑，就业满意度不高；（3）另外，还有可能是劳动者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从而缓解了失业数据的上升，但是对于社会来说，整体上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并没有减少。

 

所以，从当前就业形势来看，城镇失业率这个单一指标很可能低估了我们面对的就业压力。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仍然是国内需求不足，这在前述就业形势描述中已经有充分体现，这也凸显了进一步加大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必要性。同时，我国仍然具有充足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我们要用好政策空间，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作者：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