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整体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构建新型国际发展合作范式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坚持国家间的平等合作和互惠互利。在传统的西方发展援助体系下，援助方掌控整个援助过程而受援方只是被动接受。这种不对等关系模糊了援助方和受援方的责权关系，对双方的参与动力都有负面影响，是造成援助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新型国际发展合作延续了南南合作中的独立、平等、互利的原则，突破了“援助国—受援国”的传统模式，建立了各国间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赢的模式。

 

　　第二，打破了发展成败的预设条件和标准模式，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自主选择适合本国特点的发展道路。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强调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历史遗产、国家制度、国家能力等因素的重要性，为发展设置了前提条件，也将许多低收入国家置于贫困陷阱的宿命论中。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曲折和迂回中接近并实现目标，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性和纠错能力。适应性特征强调了因地制宜政策实践的重要性。这种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灵活性和平衡性。

 

　　灵活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广泛实施的政策实验。平衡性则体现在现代化过程中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妥协与合作。中国式现代化的渐进性和适应性特征说明，经济发展没有标准的成功配方和预设条件，而是一个在“干中学”的动态平衡过程。

 

　　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中也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以灵活的方式同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在实际项目执行中，中国坚持“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对接发展中国家国情与发展意愿。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即使没有有利的先天条件和强大的国家能力，只要根据自身条件量力而行地制定减贫战略，并随着环境变化调整政策目标和方式，扩大政策的受益群体，减少社会阻力，仍然有机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第三，强调经济增长的优先目标，通过要素联动和公私协同来带动包容式发展。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通过集中资源发展联动性强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以经济特区和开发区为载体，整合资源、促进产业集聚，推动城市发展和服务集聚，具有典型的不平衡增长的特点。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政策，寻求经济结构的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增长的受益群体。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既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也需要广泛的社会协同参与。一方面，具有集中决策机制和高效官僚机构的有为政府可以进行顶层设计、集中资源、实施产业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通过有效的市场机制来调节社会关系和配置资源，减少社会矛盾，带动经济的包容式发展。

 

　　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实践中也突出了联动与协同机制的作用。西方的传统援助理念强调援助的公共产品属性必须同追求商业利润的贸易和投资行为分割开；而在援助执行中，则体现为将援助重点放在社会基础设施和促进贸易自由化，但却对经济基础设施和工业化生产缺乏重视。

 

　　新型国际发展合作范式则通过整合援助、贷款、投资等多种资金渠道，实现要素联动，创造规模效应，助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发展。这种模式将合作关系从政府之间延伸到企业之间，提升伙伴国家间的经济整合程度，推动两国利益目标重合，减少利益冲突。公私合作是以援助带动投资的“促资援助”，其最大优势在于风险分担。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环境通常具有高风险和高潜力的特点。在没有完善的制度和政策保障情况下，这样的投资环境难以吸引国际投资，特别是新兴经济国家的投资。而援助作为投资的先导，则能够降低私人投资者对投资风险的担心。由于政府作为担保方和协调者，这种模式可以调动援助国投资者参与发展融资的积极性、降低了他们的投资风险，有利于建立长期稳定的公私合作关系。贸易则能推动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1世纪以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迅速增长，同中国在非洲的历史援助有很大的相关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援助项目的实施增强了国家间的互信，也建立了个人间的关系网络，从而有助于企业评估和降低投资风险。因此，援助、贷款、投资“三架马车”相互依赖可以改善援助碎片化的局面，整合区域资源，建立国家间和地区间的产业集群，帮助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

 

　　现代发展知识体系主要是基于西方国家早期发展经验的建构。基于这一“悬置性”的知识体系建立的西方发展援助模式，主导了二战后的国际发展格局。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发展问题并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是自主探索创新的政策实践，也在汲取众多发展理论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新型国际发展合作范式。21世纪以来，这一新型范式的实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突破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者：郑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