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而逐步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预期管理与西方国家预期管理存在本质差别。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宏观政策体系更加丰富，既包括旨在进行短期逆周期调节的稳定政策，也包括旨在改善长期增长动力的增长政策，还包括旨在调节经济结构的结构政策。也正因如此，从调控范围来看，中国特色预期管理并不局限于货币政策，而是广泛应用于整个宏观调控体系；从调控期限来看，中国特色预期管理并不局限于短期的预期管理，还包括中长期的预期管理。总的来说，中国特色预期管理较好地弥补了西方预期管理缺陷，具有鲜明的特点与优势。

 

就短期预期管理而言，中国的政策透明度不断提高，对前瞻性指引的使用也不断增强，短期预期管理在稳定政策有效性方面的作用日益提高。一方面，政策透明度不断提高，突出表现为央行和财政部加强了与市场的沟通。对央行网站沟通交流板块发布的新闻进行统计发现，2010年以前央行累计发布新闻275条，2010年后每年发布的新闻都超过300条，有的年份更是超过400条。财政部在2006年和2007年进行政策解读的次数分别仅为3次和10次，2008年之后平均每年超过30次。另一方面，对于前瞻性指引的运用也显著加强。以2022年为例，面对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的情况，央行较好地引导了市场预期，驱动人民币汇率逐步回归合理水平。当然，中国的短期预期管理尤其是货币政策预期管理还有一定的改善空间。政策透明度方面，货币政策仍采取多目标制，究竟主要锚定哪一目标还不够明确，这可能扰乱公众预期，需要进一步明确货币政策锚定的主要目标。前瞻性指引方面，央行可以更为明确地对未来一段时期货币数量增速与利率走势给予指引，从而更好地引导公众预期。

 

就年度预期管理而言，中国对全年宏观政策进行前瞻性设定，较好地发挥了预期引导作用，且较西方预期管理的效果更好。年度预期管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中国在前一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明确当年宏观政策的总体定位与基调。在当年年初“两会”上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会对当年重要的宏观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进行量化设定。从多年的政策实践来看，绝大多数情况下，各指标年底最终实现的情况与前瞻性预设目标是很接近的。这表明，公众已经逐步形成了基于年初预设目标来预判全年经济运行与政策制定情况的预期机制，使得前瞻性设定的政策目标对于当年的公众预期能够起到关键的引导作用。

 

就长期预期管理而言，中国通过“五年规划”和超长期战略发展规划来制定长期发展计划，对长期宏观政策起到前瞻性指引作用。这种预期管理方式在世界主要经济体较为罕见，但效果显著。“五年规划”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制定长期性目标和方向。中国从1953年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十一五”起，“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回顾中国的十三个五年规划，整体目标完成情况较好，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有效提高了长期预期管理的效率。超长期发展战略更是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之所在。党的十三大提出中国经济建设的“三步走”战略，即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小康阶段、用五十年左右时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党的十五大根据新的实际情况，首次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进一步明确了“三步走”设想，即第一个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第二个十年达到富裕小康水平、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新的顶层设计，以2035年为界，将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比之前的“三步走”战略部署提前了十五年；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都如期、保质、保量地完成，第三步则更为自信地宣布要提前十五年完成，这些都极大地强化了超长期预期管理的可信度，使得公众相信经济结构调整和实现长期增速目标是可行的、可信的。

 

可见，中国宏观政策预期管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尤其是年度预期管理和超长期预期管理做法独特、成效显著。为此，应充分总结宝贵实践经验，从中提炼中国特色预期管理理论，并用以提高宏观政策效率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结构失衡下的衰退”新现象，具体体现为三大典型特征。一是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基本保持温和的负向状态；二是潜在增速趋势性放缓；三是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凸显，导致潜在增速缺口在多数时期为负。中国经济可能陷入短期实际增速（总需求）与长期潜在增速（总供给）同时下行的局面，并形成螺旋式负向循环，导致经济增速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或失速风险。在这一情况下，如果照搬西方国家的预期管理模式，就有可能强化以上螺旋机制。西方经典的宏观政策理论建议，要按照潜在增速来设定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如果发生了外部环境恶化等不利的经济冲击，应该将预期经济增速设定为略低于潜在增速的水平以保证增长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潜在增速会因为实际增速不足而进一步下降，短期总需求不足将演化为长期供给能力降低。如果经济持续受到不利冲击，那么预期会不断向下调整，从而导致经济增速和潜在增速螺旋式过快下降。西方预期管理以货币政策透明度和对未来利率设定进行前瞻性指引为核心，不但难以扭转潜在增速过快下降的趋势，而且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会由于潜在增速下滑而可能形成偏低的经济增速预期，从而缺少纠正宏观政策设定失误的激励。

 

中国特色预期管理可以有效提升经济增速，帮助中国经济稳固回升向好复苏的局面，关键在于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适度调高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这是实施预期管理提升经济增速的基础。根据《2023年上半年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与宏观政策展望》研究报告，应使得2022年和2023年的两年平均实际增速达到两年平均潜在增速水平（5.3%），更为理想的目标是使两年平均实际增速达到两年潜在增速的合理水平（5.6%）。进一步，未来3—5年，要以产出缺口达到0.3%—0.5%为目标。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表明，潜在增速并不是实际经济增速的天花板，实际经济增速并非不能超过潜在增速，只是不建议超过潜在增速的合理水平而已。将年度经济增速目标设定为超出潜在增速大约0.3%—0.5%的水平仍然能够保证经济增速处于潜在增速合理水平之下，因而是可行的。

 

第二，在未来3—5年逐渐调高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而非一步到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不断提高预期管理的可信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之一，《道德经》早在2000多年前就从规则之道和治理之德的视角多次强调了预期管理政策可信度的重要性。逐年调高经济增速预期目标有助于降低当年调整难度，更有助于提高政策可信度，从而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其二，确保短期总需求能够持续影响长期总供给，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螺旋式上升，从而助力提升潜在增速，并使之恢复到合理水平。

 

第三，加强对结构政策的使用，实施结构政策预期管理。只有从结构政策入手，加上结构性改革的支撑配合，才能打通约束消费和投资的“堵点”，真正改善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预期，从而真正提升总需求。不仅如此，强化结构政策预期管理还有助于稳定政策更好发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力度得以加大的前提，是其传导渠道得以疏通。正是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存在，导致这些稳定政策的传导不够通畅。因此，结构政策以构筑总需求结构与总供给结构的良性循环为主要抓手，将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传导机制上的“堵点”。

 

作者：陈彦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