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人民银行希望货币政策由原本的“数量调控”转为“价格调控”，由主要控制货币供应量转变为主要控制利息率，并通过利息率的变化来影响整体利率结构，进而影响实体经济。而现有的利息率调控机制是通过改变政策利息率来影响市场基准利息率，进而影响货币市场利息率，这种机制与发达国家的利息率调控机制是较为一致的。不过，中国的利息率调控机制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以利率走廊为例，美国与欧洲都设置了利率走廊，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政策利息率的基础上，允许利率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中国的市场基准利率为DR007（“银行间存款类金融机构以利率债为质押的7天期回购利率”），在此基础上，央行希望通过上下边界（分别是“SLF”和超额准备金利息率）限制市场基准利率的波动区间。但是，截至目前，中国的市场基准利率波动幅度较大，利率走廊宽度为美国的10倍，这使利率走廊的存在失去意义。因此，在具体的调控机制方面，中国还有着比较大的改革空间。

 

央行通过调整政策利息率影响市场基准利息率，进而影响整个利息率体系（特别是中、短期利息率）并最终影响实体经济是世界主要中央银行的普遍实践。但是否能够找到合适的政策利息率以影响市场基准利息率并非易事。不仅如此，找到适当的短期市场利息率作为政策利息率的最直接影响对象的市场基准利息率也并非易事。

 

中国的政策利息率是货币市场的7天逆回购利息率（“OMO”），市场基准利率则是DR007。但是，央行是否能够通过降低7天逆回购利息率影响DR007，进而影响整体利率结构并最终影响实体经济，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具体来说，由图4可见，中国的市场基准利率DR007某些时期在相当长时间内低于央行政策利率，似乎可以说明政策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对市场利率发挥有效调控作用。

 

在努力实行从“数量”调控到“价格”调控的转变的同时，央行依然同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改变银行准备金量或改变准备金率对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进行调控。

 

中国央行的资产结构与美联储有着显著不同。中国央行的资产结构中，规模最大的部分为外汇储备，其次为“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这种债权实质上应该就是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这种债权应该是通过央行对存款机构的逆回购、再贷款等操作实现的。由于近年来外汇储备规模基本保持相对稳定，央行资产的增加主要是通过央行逆回购（向货币市场注入资金）实现的。

 

中国央行的负债与西方经济体较为相似，规模最大的部分为存款准备金，其次为现金，最后是政府存款。准备金可以分为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两部分。在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超额准备金无论数量和份额都很小，央行往往不得不提高准备金率以抑制货币供应的增长。在有效需求不足情况下，商业银行贷款意愿不强，往往会在央行维持较高的准备金，结果是超额准备金明显增加。

 

当前的问题是，尽管准备金率已经下降，但准备金仍然在增长（即超额准备金在增加）。这种情况说明，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并不强，银行并无很强的贷款意愿。相信，如果不是因为中国银行体系的特殊性，央行可以通过“道德劝说”（moral persuasion）使商业银行保持必要的信贷增速，中国广义货币的增速恐怕要比现在低不少。

 

我以为，从货币供应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并不是银行只愿意给国有企业贷款，而是由于总需求不足，市场的贷款需求不足。虽然中小企业可能有较大贷款需求，但风险较高，银行不敢贸然贷款。为此，需要在降低利息率的同时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来辅助扩张性财政政策，形成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如此方能助推中国经济实现有力反弹。总之，中国经济仍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和空间，但关键是要形成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