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标志，并考虑到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仍在发展进步，以及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和2020年以来全球疫情的影响，当前我国工业化进一步发展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机遇。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发展阶段，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新征程提出的重大考验。

 

（一）新阶段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我国新型工业化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是我国新型工业化面临发达国家全方位打压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巨大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内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首先发展的是中低端产业，而发达国家专注于产业链中高端，我国与发达国家在产业分工上总体处于互补关系，这对于我国工业化发展相对有利。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发展进入中后期，我国产业逐步向中高端升级，发达国家对我国产业发展有可能对其优势产业构成竞争甚至威胁的担心开始加剧，美国逐渐把我国视为其发展的一个挑战。以2018年美国发动中美经贸摩擦为主要标志，美国开启了全方位打压我国工业发展的新阶段。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方对我国出口商品大幅度加征关税，打压我国外部市场空间；频频把我国企业和相关科研院所列入“实体清单”，对这些企业进口关键零部件、原材料、软件等进行全面封锁，全方位打压我国重要企业发展；美方开始全面限制我国接触和获得各项前沿技术，从企业合同、科研合作、高等教育等多个方面设置重重障碍，导致我国技术合作与创新的环境出现恶化；美国不遗余力推动其供应链去中国化，特别是美国联合日韩等经济体开始打造具有更强控制力的半导体产业链，对我国产业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

 

二是我国面临东南亚等后发国家低成本竞争的挑战。我国产业发展不仅面临发达国家的技术限制和打压，还面临后发国家的低成本竞争。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较快，东南亚国家的成本优势不断凸显。此外，新一轮产业革命和产品内分工降低了后发国家发展工业的难度，小规模国家也有可能发展起一些以前难以发展的大工业，这些都显著增大了后发国家对我国工业的挑战。特别是2018年以来，在国内成本攀升，美国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冲击下，我国制造企业外迁数量明显增多，不少企业将生产线迁至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地，而且上下游配套企业跟随转移使产业链外迁呈现链条化的趋势。在我国产业链外迁过程中，跨国公司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往往一个龙头企业出去，就有一大批配套企业一起转移。比如，三星集团在越南建设生产基地，带动200多家配套企业到越南投资设厂，既有本地企业，也有不少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显示，近年来制造业产业链外迁出现加速的势头。在我国国内产业升级没有完成，中高端产业还没有形成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产业链外迁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潜在的重要挑战。
 

三是国内面临产业布局不合理和工业对高素质劳动力吸引力弱的挑战。工业发展是支撑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我国各地区工业发展中长期存在低水平同质化竞争较为普遍的问题，地区之间没有形成高质量的分工合作，很多地区都没有形成本地特色优势产业，这种同质化发展模式导致工业发展中普遍存在各种资源向优势区域集聚、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这已经成为新发展阶段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挑战。另外，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工业部门大力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工业生产环节对劳动力数量和体力的要求大幅度减少，而对高素质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我国不少就业人员仍然存在对工业就业、特别是工厂就业的偏见，不少劳动力更愿意从事自由度更高的服务业就业或者灵活就业。此外，工业部门劳动报酬水平也不够高，缺乏对高素质劳动力的吸引，导致工业部门招工难现象普遍存在，这也是制约我国新型工业化更好发展的重要挑战。

 

（二）新阶段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的机遇

 

21世纪初以来，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开始孕育并取得快速发展，正在并将继续对全球工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我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国内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蕴含着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诸多机遇。

 

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新一轮产业革命通过智能制造技术，特别是低成本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大幅度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因素在制造业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影响日渐弱化，有利于解决我国制造业发展中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此外，新一轮产业革命使产品的个性化定制更加普及，生产企业将更加贴近消费地。随着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程度上升，以及3D打印、工业互联网等柔性制造技术进一步发展，制造业很可能逐步转向就地生产模式，即企业向市场目的地扩散，这样会使各国消费规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我国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有利于加强对相关外资企业的吸引力。

 

二是中美之间大国竞争全面升级，相关产业迎来新机遇。在中美经贸摩擦之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并不突出，国内企业在关键核心零部件的选择上，往往优先选择更加成熟的进口产品，国内相关产业缺乏市场应用的机会。在美国技术封锁下，我国自主可控水平低的核心技术和产品面临着断供的风险，这将客观倒逼国内相关技术攻关和产业发展，给相关产业带来新的机遇。此外，中美经贸摩擦有利于促使我国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更好维护国内外企业的知识产权，这也将有利于我国推动产权体制创新完善，为创新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

 

三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将越来越突出。202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是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难度最大的阶段，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本是由于工业难以升级，比如难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到资本密集型产业，或者难以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到技术密集型产业。基本实现工业化以后，经济体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发展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新阶段，这一发展阶段虽然增长的速度比以前有所下滑，但经济发展的难度显著下降，经济更有可能呈现持续平稳增长的新态势。随着经济发展，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的需求优势将更加显现。国内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对国内产品、特别是高端工业品的需求，发挥需求引领对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对国外产品的需求，从而扩大我国市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争取更加有利的新型工业化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