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提到的，发展中经济体无法利用本国货币在海外市场借款，这是它们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原罪”。这让发展中经济体无法充分拥有分散风险的机会。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既源于其固有的内部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受到了外部环境动荡的冲击。

 

 

第一，债务规模持续扩大，债务重组需求大增。近年来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债总额持续增长，2022年达到12.2万亿美元，比2019年增加1.6万亿美元，增幅高达15%。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偿债能力有所下降，对债务重组的需求大幅度增加。截至2022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内通过44个计划发放的贷款总额达到1400亿美元，已高于2020年和2021年年底的未偿信贷额，救助规模创历史新高。

 

第二，债券偿债高峰即将来临，系统性债务风险加剧。过去十余年里，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上行周期，发行了大规模的国际债券。在未来数年间相关债券将较为密集地到期，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由此将迎来偿债高峰期。2023—2025年，非洲国家将有超过1060亿的主权债券到期。自2020年以来，已有阿根廷、赞比亚、斯里兰卡等国先后发生债务违约，未来债务违约趋势可能进一步蔓延至其他国家。

 

第三，相较于历史高点，发展中国家当前债务负担相对较低。虽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债务风险快速攀升，但从债务负担水平来看，仍未达到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高点。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0年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外债占国民总收入之比为29.1%，仍低于1994年36.8%的历史高点。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通常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和政府治理水平不足是重要内因。

 

一方面，一些债务国经济结构失衡，长期倚重初级产品出口、旅游或侨汇等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的行业。一旦出现外部动荡，很容易造成其外汇储备枯竭及汇率大幅贬值，并影响对外偿债能力。而且一旦受到冲击，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比较缺乏应对能力和可以动用的资源。

 

另一方面，一些债务国的外债在总量和结构上长期失衡。债务国在举债发展经济过程中，对风险因素估计不足，经济发展缺乏自主性和韧性，最终在危机时期无法偿付累积的外债。此外，债务结构失衡也是重要原因，长期、低利率发展融资贷款和短期、高利率债券搭配不当，以及债券比例过高等结构因素都会抬高偿债成本。一些债务国举债融资的资金并未流向生产性投资领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债务国经济发展的后劲。

 

以斯里兰卡为例，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该国旅游业收入锐减、红茶出口和纺织品代工行业萎缩，外汇收入骤降。2019年后，斯里兰卡施行了三项主要国内政策，即减税、印钞、推行绿色农业，这些措施不仅增加了财政赤字、引发恶性通胀，还最终影响到粮食产量，引发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和国内动荡。

 

在该国外债存量中，短期债务和私人债权人占比高达45%，而这部分债务最容易出现资本外逃和利率大幅波动，这也导致其偿债成本迅速上升。2022年6月，该国债务危机爆发，可以说是历史债务积累、国内政策失调与外部负面冲击的共同结果。

 

 

除了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和气候灾害等不确定性事件以外，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创新工具等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重要外部原因。

 

首先，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机构是很多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私人债权人，这些机构所提供的非优惠性融资对部分国家的债务盲目扩张和巨额还款压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近期陷入债务危机的赞比亚为例，美国贝莱德集团（Blackrock）是已知范围内持有该国债券规模最大的商业金融机构，金额高达2.2亿美元，债券在其中占比近7%。尽管赞比亚已陷入危机，但预计贝莱德仍将从投资该国债券中获取110%以上的巨额利润。作为私人债权人，贝莱德没有参与2020年期间的《缓债倡议》，也未对任何债务进行重组或减免，并仍将享有8%以上的高额利息回报。

 

其次，从利率角度来看，对高债务国家而言，美欧货币政策集体转向紧缩会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收紧，并推高偿债压力和融资成本、加大债务滚动难度。2022年以来，根据摩根大通新兴市场债券指数（EMBI），巴基斯坦、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部分经济体的美元债券利率上涨幅度已超过10个百分点。

 

再次，从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来看，美元指数走强和美元利率上升会削减非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产生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和资产价格调整压力，进而削弱有关国家的偿债能力甚至引发流动性危机。2013年，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曾因为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而出现“缩减恐慌”，不仅股债汇三市价格大幅下跌，经济增速也大幅下滑。

 

最后，从外需角度来看，美欧货币政策转向还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下行压力，加剧有关国家面临的宏观政策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美欧经济因为货币政策转向而出现衰退，发展中国家的外部需求也会下降。另一方面，美欧货币政策转向紧缩会加剧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两难困境：如果不跟随美联储加息，可能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和汇率波动；如果加息，可能使本国经济形势在外需下滑的背景下进一步面临雪上加霜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