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下述“四大平衡”关系的挑战，会对中国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在战略和政策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在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全球化的效率与安全之间的平衡

 

当前世界经济逆全球化的现实发展特征，证实了过去某些全球化理论的不可靠性与不稳定性，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这一理想目标距离实践甚远，如效率导向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开始失效，变为安全第一；以“世界是平的”、世界成为“地球村”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破产。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未来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态度十分坚决：“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因此高水平的具有开放型经济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在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如何均衡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中国必须长期面对某些发达国家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以及跨国企业采取的“China+1”竞争战略的挑战。

 

从发展态势来说，一是在全球产业链的形态上，将会呈现为纵向缩短的趋势，企业组织由跨越全球各国的纵向非一体化状态，向邻近国家的纵向非一体化状态变化。其中地缘政治、技术变化是导致其变化的主因。后者如3D打印等新的制造技术，将使生产与消费的枢纽更加靠近本国。这对中国来说，将面临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或外资企业再配置的竞争。二是在空间上，全球产业链的地理重组将呈现为区域化集聚的态势，从而过去中间投入品供应商（国际代工者）竞争“链主”订单和技术的全球竞争方式，将让位于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以及全球产业链集群之间的竞争。这对中国利用国内强大市场塑造全球产业链集群问题提出新要求。三是全球产业链数字化重组的趋势，将使全球产业链中的信息传递更加透明，信息传输效率提升，由此将极大地缓解产业链上的“长鞭效应”，中国应及早做好准备抓住提升产业链效率、增强自身竞争力的机遇。四是全球产业链绿色化重组的趋势，通过碳边境调节税等手段，促使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国必须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如果继续沿用传统能源，中国出口的外贸产品将因被征收碳边境调节税而缺乏足够的现实竞争力。五是全球产业链按价值观主导重组的趋势，将有可能在一些重要的战略性产业方面出现排挤中国的效应，迫使中国参与的全球产业链脱钩、解构和被边缘化。由此，需要防止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格局从过去的嵌入状态，演变成平行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竞争的不良格局。

 

中国过去是经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坚定提倡者、支持者、维护者和一定程度上的领导者。我们不能简单地追求绝对的安全，而要在发展中求动态的安全，如果不能开放发展，将会遇到绝对的不安全。由此，中国应该重新思考和设计新的适应双循环型发展格局的经济政策。如我们要主动采取更加开放的战略，不能自我设限，更不能主动降低与国外的垂直专业化联系，同时，也要在不断开放中主动塑造和拉长国内价值链，让一些产业循环留在国内进行，增强自主可控能力。从技术供给看，要善于利用外国资源进行创新，一方面要以内需集聚国内外资源来中国创新创业，或者有意识地发展“逆向外包”业务，以有效地利用外部人力技术资本；另一方面要利用内需诱导和拉动创新，培育出更多的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技术。从力量均衡看，要加快培育产业的反制能力，反击某些国家的政府把具有公共品性质的产业链作为政治武器的恶劣行为。为此需要从“扬长避短”战略转向“扬长补短”战略。从技术安全和维护看，要全面推进中国企业的国际专利战略布局，构建自主知识产权保障体系，等等。

 

（二）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国际市场循环与国内市场循环之间的平衡

 

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格局是国际循环主导国内循环。这一发展格局能够实现均衡的基本前提是：西方国家可以而且愿意长期消化中国的过剩生产能力。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均衡模式不可能长期持续，减少对西方市场依赖、自己扩大内需，既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实现世界经济均衡的要求。

 

客观上，中国也到了利用内循环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做贡献的时间节点了。从需求看，超大规模国家决定的超大规模经济和超大规模市场，使中国的投资消费需求以及由此派生的进口需求位居世界首位，今后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仍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从供给看，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生产能力，不仅有全球最完整的生产门类和体系，而且能够根据国内外需求变化，满足全球市场对质量品质要求不断趋严的商品服务需求。因此中国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的特征，就是要在增长的动力上，从利用西方市场转变为利用自己的市场；就是要在产业联系上，增加国内产业与全球产业之间的关联度，拉长产业在国内循环和增值的比重；就是要在产业发展安全与效率关系的处理上，利用内需刺激创新，解决潜在和现实的“卡脖子”瓶颈，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在以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一个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可能就是容易陷入自我设限和自我循环，单纯强调内循环，忽视或者排斥外循环。也就是说，很容易忘记把已经开放的大门继续开大而陷入封闭。因此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处理国际市场循环与国内市场循环之间的平衡关系时，需要重点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思想观念；二是外部环境；三是对内开放或国内改革。我们重点说一下前两点。

 

现在流行一些不利于中国进一步开放国门的思想观念和认识，主要是认为要搞国内市场主导的双循环了，今后的着力点是“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因此对外开放的地位下降了：认为我们在很多领域对西方产业和技术的替代能力、创新能力已经很强，对外开放的作用和必要性不如以前了，今后不是我们要对接国际规则问题，而是世界要对接中国规则的问题了；对外开放中要坚持“以我为主”，过去注意多方利益平衡、讲究方式策略的原则不适用了；以开放、发展要守住安全底线为由，反对通过进一步开放、发展来提升国家安全，等等。显然，什么都要以我为主、人家必须按照我的规则来改的思想如占据上风，将会严重影响和阻碍中国在新形势下的开放步伐，最终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外部环境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当代中国的开放主要是面向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但是如今美国不仅在战略和政治层面上对我进行遏制、打压，而且在贸易、产业、科技等方面对我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摩擦，同时千方百计寻求在全球价值链上排挤和脱钩中国。这方面最重要的表现，是在对华关系中嵌入敌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以将国家安全泛化、极化来追求构建所谓“友岸外包”。俄乌冲突对世界格局演变和中国发展环境带来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影响，是世界会不会重新出现以中俄为一方、以美欧日为另一方的“两大集团”和两个“平行体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冷战时期形成的“平行体系”，不仅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中国发展利益，因此我们要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坚决地避免这一于我严重不利的局面和格局出现。

 

（三）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实现中央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与发挥地方政府发展积极性之间的平衡

 

尽快地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求，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问题的迫切性提到了优先位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如果通过竞争规则和自由流动规则，在政策统一、规则一致、执行协同的基础上，形成了全国一体化运行的大市场体系，将对中国地区间竞争、产业转移和协调发展等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相应地对市场经济体条件下的政府管理提出一些新的要求，需要我们在战略和政策上做好应对工作。

 

1.全国统一大市场影响地方政府参与竞争的模式与方法。

 

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改变了区域竞争模式，由过去以争取优惠政策、创造政策“洼地”参与区域竞争的办法，如举办各种高新产业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自贸区、政策特区、试验区、示范区等，转变为创造更优的投资营商环境的办法，目的是为企业降低交易成本。争取优惠政策创造政策“洼地”，是在过去整体营商环境不佳的条件下，通过局部优化的方式吸收外资参与地区竞争。今后高标准市场体系将不可能允许给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竞争环境“挖坑”，各种开发区、政策特区、试验区、示范区等形式的优惠政策区将会大大减少。因此中央应该改变地方政府官员业绩考核的标准，把争取政策获得发展为主的评价官员政绩的标准，转变为能否创造好的投资营商环境。

 

2.全国统一大市场使产业政策的主体、任务等发生根本性变化。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让中央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站到前台来。过去在分散竞争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政策主要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是地方政府通过挑选输家赢家来实现资源配置的。这种政策格局的形成，与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改革的历史有关，是地方政府成为“准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直接表现。现在建设统一大市场，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应让位于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下，中央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更应该侧重于为相对后进地区创造优良的投资营商环境，引导国内外产业有序向后进地区转移，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要在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的指导下，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重新建立起沿海与内地、南部与北部之间的国内价值链循环关系。

 

3.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使地区间竞争的常用手段受到巨大抑制。

 

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要求限制地方政府利用各种隐性补贴和交叉补贴手段干扰市场竞争的做法。这可能会削弱发达地区利用强大的财政实力参与区域竞争的能力。但是这也有可能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形成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因为，在过去竞争大项目大企业时，发达地区可能会动用各种或明或暗的补贴方式留住它们，而相对落后地区因为受财力约束只能放弃竞争，这对落后地区是不公平的。但是在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下，上述行为将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严厉限制，因此竞争环境对落后地区来说就显得相对公平。因此建议中央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公平取向的竞争政策的实施。

 

4.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初始阶段，可能会加剧区域失衡现象。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初期，地区经济发展可能会出现“极化−扩散”效应，为此中央主导的产业政策要做好充分的区域调节准备。当政策和规则趋向统一时，地区间的竞争将不再是“给优惠政策”的竞争，而是效率竞争。如果我们不重视优化中西部地区投资营商环境，中西部的产业不仅可能留不住，反而会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被东部进一步虹吸并加剧区域失衡现象。

 

（四）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下，实现财富创造与分配公平之间的平衡

 

过去我们在较贫困的环境中为了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采取的是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的发展策略。实现中国现代化要求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否则将会在收入和财富分配已经严重失衡的状态下发生较大的社会矛盾甚至冲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的机制，核心问题是要注重财富创造与分配公平之间的平衡。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不强调通过生产性努力去创造财富，去做大蛋糕，去鼓励提高效率，那么社会必然自动化走向追求分配性努力，其结果将导致分光吃尽、一穷二白；但是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如果不强调公平地分蛋糕，最终引起的贫富差距和导致的社会矛盾将会毁灭发展的基础和积累的财富。

 

根据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公平分配，不能仅仅进行以税收为主的强制性的二次分配，而必须结合税收手段，主要从生产端进行。公平分配必须从初次分配就全面开始，不能等到发生了严重的分配失衡、再主要依赖税收等手段去强制调节。因为以税收为主的强制性的二次分配，不仅不能较好地调节分配的公平性，而且会给社会各阶层形成一种严厉的压迫感，尤其是在现阶段会吓跑社会心理脆弱的非公有资本；强调政府全面介入分配领域，这种再分配调节的效率也不见得高，因为除了征收过程将导致高昂的社会成本外，还会形成规模巨大的低效政府；更重要的是，主要从再分配阶段搞共同富裕，抑制的是社会的生产性努力，鼓励的是社会的分配性努力，不仅不利于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反而有损于公平本身的正义性。

 

从初次分配阶段就开始搞共同富裕，绝不能放任市场机制对分配的盲目调节作用，而需要引入有为政府的有效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其一，要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围绕劳动者保护、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福利水平等，根据经济增长的情况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断地改善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增加其获得感、幸福感。这样，就能在经济发展中慢慢使国民收入向国民为中心倾斜，由此调整好“资本收益/劳动力收入”的比例，调整好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企业或政府收入”的比例。其二，需要在产权理论上承认人力资本对价值创造的贡献，明确人力资本也要根据贡献大小适当参与剩余的分配。其三，要确立实施分享经济的政策体系。为了在初次分配阶段就形成相对平等、公平的竞争条件和分配格局，就必须发挥以分享为核心的经济政策的威力，如充分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尽量减少那种挑选输家赢家的一开始就不公平的产业政策；再如明确确立科技人员、技术工人的持股政策。其四，完善资本市场的财富增值功能，以为人民财富增值为中心改革其法治管理和行政管理，等等。

 

作者：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刘志彪  来源：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