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与特点

 

与过去的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相比较，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高水平主要体现在对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不断修改和完善上，体现在对过去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上，体现在“两个毫不动摇的所有制基础+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为政府+新型分配机制+高水平开放”这个具体的制度框架中。“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内涵上，最起码有以下一些重要的特点：

 

（一）在“两个毫不动摇”的旗帜下，更加重视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过去在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的市场经济取向改革中，国有经济作为缺少市场效率的所有制形式，一直是被重组和调整的对象。这对于收缩国有经济分布战线、集中力量聚焦于国计民生重要领域、提高宏观效益都具有历史性的作用。在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不仅要讲市场效率，而且要讲社会效率。为了坚决防止两极分化，逻辑上就不仅要求国有经济提升市场效率，而且要求把其作为追求社会效率的基础工具。通过把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在经济现代化、治理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其他所有制形式无可替代的功能，承载独特的历史使命，如规定国有企业把收益的一定比例作为全民社会保障基金等，就是追求共同富裕的基本形式。需要重点指出的是，随着数量有限、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集中分布于国民经济中少数最重要的产业领域，国有企业的做强做优做大，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之间可以实现和谐共处，实现相互补充和相互依赖，从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更好地发展壮大。如要求国企勇当现代产业链链长，就可以更好地为产业链上游的广大中小微企业创造市场需求和商业运用场景，为产业链现代化创造条件。

 

（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在更高层面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过去在以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模式是通过创造局部优化的环境来吸引外资，如通过各种形式的经济开发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进大出、出口导向，因而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制造平台，成为世界车间或世界工厂，经济增长依靠的是西方国家的市场。这时中国自身的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和发展，不仅功能不够完善，而且经常是扭曲的市场反而有利于刺激企业选择出口。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下，市场功能是否完善和强大，与国内经济增长之间只有弱相关性。在新发展格局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以内循环主导外循环、转换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需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中国强大的国内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具有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它是中国未来各种发展战略实施中可以依靠的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过去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低成本生产要素，现在除了政治制度优势，另一个就是在超大规模国家基础上形成的超大规模经济和超大规模市场。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就是以中国市场集聚全球资源、发展创新经济、创造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的支撑力量。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进行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工具。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的建设，将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链向高端攀升提供信号指引和激励作用，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微观基础。为此需要我们在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建设和法治体系建设方面，进行长期不断的改革努力，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三）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下，要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

 

过去在贫困走向小康的时代，物质的贫乏匮缺要求我们尽快地实现增长速度的赶超。为了实现这种高速增长的目标，尽快解决“有无”问题，就不能主要让市场发挥自我调节作用，而必须由政府介入替代市场机制，运用非均衡战略和行政手段干预资源分配，加快重点行业企业的增长，以便通过这些优先部门的快速增长，拉动或推动整个经济快速增长。这个时候政府的职能较多、活动领域较宽，介入经济活动较深。现在我们在物质相对丰裕的全面小康条件下，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追赶战略，“有无”问题让位于“好坏”问题，速度问题虽然重要但已经不是处于第一位的选择，就必须把发展建立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基础上，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如果我们不能够实现这种发展的转型，那么发展就可能是严重非均衡的，就要通过占用和消耗更多的资源，来达到既定的人均收入目标，这就可能成为不可持续的发展。为此，不仅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机制更多地关注创新驱动和科教兴国，而且要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不断升级，更加注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准确地定位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和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对市场失灵失效领域的宏观调节作用，对市场经济运行是把放手当抓手，松手而不是甩手，成为既有为又有效的政府。如要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等等。

 

（四）顺应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趋势，更为主动地推进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过去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依赖程度较高，不仅技术，而且市场也主要是依赖外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显然这种要素型开放，不仅对国内的市场发育程度要求较低，而且在开放的程度、范围和方向上都是不够的。如引进来与走出去不均衡，要素开放与制度规则开放不均衡，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不均衡，等等。现在要尽快形成双循环型发展格局，要求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这意味着要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非均衡发展，重点是：一是要利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绝对优势、完整工业体系的相对优势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政治优势，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价值链重组，继续拥抱新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目前西方以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重组，对中国来说既是严峻挑战又是重大机遇。它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结束，而是经济全球化的形式发生的一次重要变化。其中本质的变化，就是中国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结束，而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开始，即中国要利用自己的强大的全国统一市场，逐步形成以内需为主要驱动力的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今后国门大幅度的开放，都要在内需主导的力量下来进行，不仅由此吸引更多的国际合作伙伴，而且以此为诱导大力发展自主创新技术。二是按照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行规则改革和对内开放，有效对接全球通行的先进规则。如要继续放宽市场准入，推出若干有标志意义的开放举措。现在国内规制的改革，其重要意义一点也不亚于对外资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的取消。实施制度型开放，使政策规则统一和一致，要求降低国内市场进入壁垒，破除不必要的经济管制，平等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竞争条件，实现国内外贸易一体化。未来，吸引外资和产业转移，主要不应该靠政策优惠，而是主要应该靠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投资营商环境。

 

（五）在分配制度上，要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

 

过去，在走向全面小康的过程中，为了鼓励人们投入更多的生产性努力，快速地增加和积累财富并形成高度的示范性，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了在物质匮缺的条件下优先投资生产能力，我们采取积累优先消费其次的策略；为了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们在国民收入分配上倾向于政府占据较大部分比例。现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意味着分配体系必须根据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和方向进行重塑，并且分配和消费的重心，应该根据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上升情况，逐步向民众这个中心倾斜。根据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保持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基本同步的原则，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公共福利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通过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机制的调节力度，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探索按要素分配的政策和制度，多渠道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要素收入，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尤其是二十大报告提出了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重大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分配制度改革和调整的一个重要信号和政策取向。

 

总之，未来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必须在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撑下逐步实现。不断改革和完善这个体制的框架和内涵，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主要方向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