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复杂经济社会环境下对传统股东价值最大化公司治理模式的反思，将环境、社会、治理（ESG）理念纳入企业绩效考量已经成为全球公司治理一个新的趋势。尽管ESG理念获得普遍认同，但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关于ESG的具体指标与评估方法并无一致意见。英国《金融评论》（Review of Finance）刊登的最新研究显示，国际主要评级机构的ESG评价结果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显然，ESG理念的最终落实与企业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外部环境密切相关。面对数字经济以及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对ESG理念的内涵进行界定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历史进程构成了ESG理念在中国推行的宏观背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也赋予了ESG理念新的内涵，体现出更多的中国维度。

 

ESG理念是复杂经济体运行的重要调节机制。ESG理念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股东价值最大化公司治理模式背后的完全市场假设与充斥外部性的现实世界不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14亿多人口实现现代化将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经济体的现代化过程涉及复杂多样的经济与社会关联，不可能依靠简单利润导向的分散化决策获得全局最优，ESG理念也相应成为其中重要的调节机制。

 

ESG理念有助于平衡经济激励与共同富裕目标。基于要素边际贡献获得报酬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激励机制，它使得经济组织和个人有意愿将资源配置到能够获得最大收益的地方并且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但这一激励机制的副作用是财富积累的不平衡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而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需要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在这一层面上，将环境、社会等非利润目标纳入考量的ESG理念对于利润最大化决策能发挥很好的平衡作用，它在为市场外部性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纠偏的同时，还可以为经济主体提供和公平竞争与分配更为兼容的激励机制，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ESG理念需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样，源于西方社会的ESG理念要在中国获得深入发展，也必定要积极地嵌入中国的文化环境，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中华传统文化里的中和中庸、厚德载物、讲信修睦、崇礼尚义等观念与ESG理念是高度一致的，并且已经深刻地融入诸多中国企业的经营决策之中。ESG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和互补将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ESG理念须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这一指导思想说明了ESG理念中的环境因素对于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报告中提出的“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工作，也在各类ESG评价指标体系中得到了体现。要使ESG理念更好地适应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需求，还要在环境层面的标准上作更为周密细致的考虑。

 

ESG理念需要贡献中国智慧和体现大国担当。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就意味着在推动践行ESG理念的过程中要更多地体现大国担当。2018年以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基金会一直积极倡导制定全球ESG标准体系，虽然历经波折但目前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相关工作得到了G20及世界主要国家的认可。在此项工作的推动和实施过程中，中国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不仅推动相关标准尽快落地实施，同时也积极倡导国际标准与中国及世界各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讲好ESG的中国故事，向世界提供践行ESG理念的中国示范样本和解决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根据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数据，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在支持抗击新冠疫情、恢复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颠覆性创新，数字技术尤其是金融科技也显著地改变了经济运行的模式与市场结构。首先，数字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商品生产和交付的边际成本，从而产生了极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在边际成本趋于零的情况下，即使是极低的价格也可以凭借巨大的客户规模而产生巨额的利润，从而催生所谓的“长尾经济”。其次，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数字经济中的生产商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实现产品的定制化，甚至为每个消费者提供其专属的产品。这种极端的定制化模式一方面提高了客户黏性，另一方面也规避了市场竞争，使得生产商相对于每个消费者而言处于相对的垄断地位。最后，通信成本与搜索成本下降带来的“去中介化”与“再中介化”催生了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双边与多边市场平台。在这类平台上，不同市场端主体的利益由于网络效应而密切相连，平台则不仅向各方主体收取费用（或发放补贴），还要对其行为进行监管。这种部分一体化的商业合作模式给了平台超出一般企业的权利，也使得其经营决策变得更为复杂。

 

数字经济带来的上述变化处于不同的维度，但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使得经济极大地偏离了传统股东价值最大化公司治理模式所依据的完全市场假设。鉴于新的技术条件和复杂的市场结构，在数字经济中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公司决策不仅对全社会不是最优的，而且可能对于公司股东利益而言也不是最优的。在某些情况下，从企业利润视角出发的决策不仅会损害消费者利益，还会挑战社会伦理与国家安全，如目前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数字鸿沟、消费者隐私保护、数据安全问题，等等。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由于资源约束与理论准备上的不足，政府监管并不足以纠正数字经济下的市场失灵。在这一背景下，通过企业的内生动力来矫正利润动机引致的决策扭曲、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就成为了经济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践行ESG理念的意义也由此更为凸显。在新的经济舞台上，ESG理念将是游戏规则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一个关键约束。

 

 

作为中国数字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科技行业，在经历了高速发展和规范治理后，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再结合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超大的用户群体及广泛丰富的应用场景，必将使金融科技成为践行ESG理念的重要推动力。

 

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深度融合。众所周知，“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更多适合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模式予以支持，这都需要夯实技术和数据底座。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领域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不仅为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带来效率、成本、安全和数据真实性等方面的改善，而且也能为金融监管在ESG标准推广和激励考核等方面提供更加高效的支持。基于金融科技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可以助力金融机构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供应链金融、绿色风险投资、绿色票据、ESG基金等诸多业务场景中实现绿色识别、碳核算、碳评级的落地。同时，在ESG理念指引下的普惠金融也应该更加强调科技属性，进一步拓展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提升服务的便利性和公平性，保障消费者的数据隐私和信息安全。例如，网商银行利用人工智能和卫星遥感技术开发“大山雀”系统为种粮大户提供春耕免息贷款服务，就是金融科技与助农兴农深度融合的典型案例。

 

金融科技在加强投资者教育和提升金融素养方面作用突出。一方面，发挥数字技术优势，赋能投资者教育，有助于投资者金融素养和金融意识的快速培育，大幅提高了投资者教育的质量。另一方面，通过金融科技规范金融产品销售环节行为，提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可以优化金融消费者的投诉和纠纷处理机制。目前，大多数金融机构的公众号或小程序均已设置了投资者教育基地栏目，部分金融机构通过视频平台开设投资者教育课程，还有部分金融机构App直接上线了人工智能理财助手，极大地提高了投资者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金融科技助力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设。目前，通过金融科技平台可以开展公积金缴纳、买药看病、税务申报、生活缴费、民政服务以及教育培训等便民服务和政务管理活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效力。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金融科技在精准化的涉疫数据应用、数字化消费券发放以及小微企业数字化应用等方面作用凸显，为建设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智慧城市贡献了力量。

 

金融科技为ESG数据生态系统的构建提供底层支撑。阻碍ESG理念落地的一个核心痛点是数据问题。一是ESG数据采集难，包括数据维度叠层、数据体量庞大、数据来源分散、数据结构复杂，以及存在大量非结构化的数据。二是ESG的绩效评估和考核认定难。三是ESG的实时监测和风险监控难。依托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智慧建模等技术，金融科技可协助构建ESG数据生态系统，在数据采集、数据验证、数据识别、数据评估、数据使用、数据交易等方面发挥基础作用。例如，新加坡金管局专门成立了ESG影响中心，以金融科技赋能高质量、可信的ESG数据生态系统建设，这可以为我国基于金融科技的ESG支持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者｜胡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