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生产体系变革的影响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制造业外迁风险。近年来，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已然开启了第二波制造业回归计划，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内持续推出系列政策与法案，旨在限制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关键技术的发展，吸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回流。

 

　　在西方国家的系列政策影响下，在华外资企业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三元难题”，即效率、利润和生产稳定性不能兼得。一般地，跨国公司具有协调和控制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功能，能够利用各种要素流和政策的国别差异，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潜力，并且具有一定的地理灵活性，能够在全球范围不同区位之间对资源要素与经营活动进行转换和再转换。然而，全球体系变革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让跨国公司直观地认识到全球供应链与分销网络可能会受突发状况影响而遭到破坏。

 

　　在与不确定性共存的时代，跨国公司必将重新审视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功能和作用。跨国公司或将放弃一定的效率或者利润以保证生产的稳定性。因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模式将倾向于纵向分工短链化、横向分工区域化，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地理的分布式重塑和多元化布局。其直接结果是，跨国企业原有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被瓦解重组，尤其是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外循环模式将被打破。为此，需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以应对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

 

 

　　一方面，准确把握产业链供应链的内涵。产业链供应链的本质是价值链理论向不同角度的延伸。其中，产业链是上下游供需关联、技术关联和价值关联的各产业、企业或者实体之间的链条式关系和空间布局形态，涵盖产品或服务提供的全过程，是产业组织、生产过程和价值实现的统一。供应链从物流供应角度出发，描述企业或者实体之间基于上中下游关系的链条式关系和时空分布形态，是产业链物流的动态实现。价值链侧重于从生产价值增值角度来描述不同价值环节之间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和分布形态，是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实现。

 

　　另一方面，准确把握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内涵。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包含附加值率、稳定性、协同性、控制力四个方面的内涵。其中，附加值率指产业链供应链上重点环节和核心部件的本国自给率，以及本国产业嵌入全球产业链各环节的增值能力；稳定性指维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能力，尤其是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链”及其“长鞭”影响的能力；协同性指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在信息联通、需求对接、分工协同、技术溢出、生态环保等方面的运转效率和协同性；控制力指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不可替代性，亦即本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治理能力。

 

 

　　第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突破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附加值率。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制约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主要瓶颈，并造成了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缺乏议价能力，继而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因此，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突破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卡脖子”技术。新型举国体制与旧的举国体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坚持科技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以及政府的服务型作用。这就需要聚合我国庞大的“政产学研金用”网络，打造国家创新系统，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政府部门应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开展充分有效的自由竞争；产业部门一方面要加大自主创新投入，确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要梳理本部门“卡脖子”技术清单，与“学研”部门协同合作；“学研”部门要密切对接产业部门，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高等院校在基础性研究方面的优势，对“卡脖子”技术清单的关键共性技术部分重点攻关，从源头上攻克“卡脖子”环节；金融部门要着重强化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互补性，提高资本形成和配置效率，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可持续的融资支持；应用部门要耦合生产网络，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市场化水平。

 

　　第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内需优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2021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5.4%，表明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得到巩固，也意味着消费端对产业链供应链的驱动作用更为明显。因此，要推动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黏合剂作用。同时，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速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再配置，形成区域要素禀赋与产业链分工相匹配的产业链布局，基于国内整合的内需市场有效链接中国东中西部的产业链，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备性和稳定性。

 

　　第三，推进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进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性。一方面，要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数字化。加快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5G等供应链新技术集成应用，推进数字化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发展，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以“智改数转”为关键抓手，推广应用需求预测系统、自动排产系统、智能补货系统、分销管理系统等数字化平台，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数字生态，提高供应链透明度与可控性。另一方面，要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绿色化。探索建立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之间、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开展基于全链条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打造绿色、低碳、脱碳供应链。

 

　　第四，有效利用对外开放合作平台优势，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控制力。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充分利用各类对外开放合作的平台优势，统筹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内外布局。首先，发挥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的窗口作用。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充分利用投资贸易的便利性打造产业链集群，以此为纽带对接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强化与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关联。其次，发挥中西部核心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的节点作用。一方面，要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着力发展具有地区竞争优势的“工厂经济”；另一方面，串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节点城市，向西对接边境口岸和境外合作园区，扩大向西开放范围，形成稳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最后，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充分发挥RCEP的贸易效应。以RCEP框架下的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为愿景，发挥沿海地区中心城市的“桥头堡”作用，加快沿海中心城市从区域制造中心向全球生产服务中心转型，努力构建全球新经贸规则的试验场和孵化器，以便更深层次融入区域化和全球化的世界，提升对产业链供应链开放性的控制力。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通用技术扩散下中国制造业的创新集成与价值链跃迁研究”（7190308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基于W型价值链的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19YJC790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段巍（南京大学商学院）；王兵（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