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分析往往强调投资（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资本积累早期，由于边际投资回报率高，高储蓄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但随着收入上升，实物资本的作用下降，技术进步逐渐成为增长引擎。这是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此外，发展经济学研究表明，完善结构性因素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源泉。例如，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与体制机制改革是分不开的。经济增长的来源很难被单一地归结为某个要素的投入。孤立地讨论通过投资还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消费和投资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投资主要从供给侧出发，以资本积累的形式促进当期和未来经济增长，既包括实物资本的投资，也包括人力、专利等无形资产的投入，后者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将日益重要。

 

　　消费则是从需求侧出发。第一，消费带动了生产和再投资。消费往往被看作商品流通环节的终点，但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没有库存的去化，难言新的投资和生产。在服务领域，消费更是直接和生产联系在一起，在很多场景下，服务往往是不可储存的，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是即时性的。第二，消费能为投资指明方向，是推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与其说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不如说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这里的需求当然包括消费需求，且消费需求对供给的促进更有效、更直接、更能反映社会生活和科技的进步。在人们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得到满足后，从供给端出发寻求契合消费者日益丰富和个性化需要的信息费用将越来越高，更需要来自微观主体的呼声。因此，不应仅从短期总需求管理的角度看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消费更加重要的作用，是依托大市场规模，不断迭代出新生的、丰富的、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为推动有效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基础和方向。

 

 

　　从国际经验看，随着收入增加，消费在经济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高收入与高消费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从收入提高到消费增加是很自然的，与此同时，消费需求促使人们创造财富、增加收入——一个市场主体的消费支出对应着另一市场主体的收入。更加丰富多样的消费需求，为收入的提高创造了更多空间。消费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梳理1970年至2021年代表性国家（中国、韩国、日本、阿根廷、美国、德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新加坡）的人均GDP和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可见，随着人均GDP增长，平均消费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这意味着经济越发达，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就越大，在经济运行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消费驱动型经济体，储蓄率很低，主要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80%，而制造业仅占18%左右，却保持了较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二产业。2020年，美国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达到12.7万美元/人，高于第二产业的11.4万美元/人。另一个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二产业的国家是法国，2020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7.2万美元/人和8.0万美元/人。其他主要国家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往往低于第二产业。

 

 

　　人口的集聚奠定了以消费驱动经济发展的基础。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多数国家在经济“走向成熟阶段”后，便会开启“大众消费时代”。基于国际经验不难发现，一个国家迈入大众消费阶段，往往伴随着人口向城镇的大规模流动和聚集。城镇化率越高的国家，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往往越高。

 

　　不过，在城镇化率加速上升的时期，消费率会出现阶段性的下降，到城镇化后期，消费率又有所提高。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能推动城市消费率增长，但城镇化速度过快会阻碍消费率增长。

 

　　城镇化对消费率增长具有正面作用，原因在于城市生产有集聚效应，而农村没有，将农民转移到城市，既提高了个人产出，还因增强了集聚效应而大幅提升了整个体系产出，并反映为家庭总收入提高，进而推动了消费增长。在城镇化加速的过程中，消费率加速下降是因为出现资本挤占消费的现象。城镇化速度越快，需要“填补”的资本越多，对于消费的挤出就越多，所以消费的增长会小于产出的增长。这揭示了城镇化的多面性——城镇化过程中，既涉及大量资本投资，也有聚集带来的消费增长。这也是投资和消费在不同时期交替作用的一个表现。因此，并不存在绝对地依靠投资或消费拉动经济，应结合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分析。

 

　　简言之，城镇化早期的经济增长更多体现为投资拉动，而城镇化后期的经济增长更多地表现为消费驱动。

 

 

　　与其他同等收入阶段国家相比，我国储蓄率偏高，消费率亟待提高。我国储蓄率偏高有多重原因：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倚重投资；二是预防性储蓄比较普遍；三是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突出，不少消费体现在了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上，导致国内消费率被低估，2009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总体呈扩大趋势，其中旅行项下的逆差是主要来源；四是传统文化和代际财富传承的影响。但储蓄水平持续过高可能造成市场萎缩、经济下滑，尤其应避免储蓄流向低效率的投资。

 

 

　　我国正从工业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从城镇化率加速上升期进入城镇化中后期。从国际经验看，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将得到更多体现。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也呈现相符趋势。

 

　　一是我国消费已显现出结构转型和升级换代的趋势。例如，新能源车的研发和普及，就体现了绿色消费理念。据统计，2022年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约567万辆，较2021年增长90%。又如，我国于2017年提出“房住不炒”，2020年底开始施行“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这些都有利于资源更多流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此外，服务消费的比重日益增加，教育、旅游、医疗、娱乐文化、智慧养老等服务型消费需求攀升。

 

　　二是消费对投资的牵引作用初步显现。消费能从需求侧为投资寻求合理方向，是推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避免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导致的产能过剩现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消费需求与产能利用率的联动更为密切。低迷的消费需求会滞后影响相关行业产能利用率，偏低的产能利用率会抑制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而消费的稳步回升则会带动产能利用率和企业投资意愿相继上升。

 

　　三是我国正逐渐进入城镇化中后期，开始通过消费释放城镇化红利。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逐渐放缓，202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65.22%，较2021年提高0.5个百分点；而在城镇化进程较快的时期，我国城镇化率一年可提升近2个百分点。基于国际经验，当城镇化率大于60%时，消费率往往开始走高。目前，我国城镇化率仍远低于发达国家，蕴藏巨大的消费潜力。

 

 

　　从短期稳增长的角度看，投资和消费之间也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居民部门倾向于增加储蓄，我国消费增速恢复较慢，并成为拖累经济的一大因素。消费提升有赖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涉及亿万微观主体，缺乏有效的干预手段。但增加投资相对可控、见效更快，对稳增长起到支撑作用，缩短经济恢复内生增长的时间。这也有助于改善预期，进而促进消费，形成良性循环。

 

　　理论上说，消费受预期收入和整个生命周期消费需求的共同影响。根据预期收入假说，消费支出不取决于消费者的现期收入，而是由消费者的持久收入决定。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不是依据当期收入，而是根据长期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水平）进行消费。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个人消费的安排是从一生中各阶段的收入、储蓄、财富等因素来统筹考虑的，不是简单取决于当期收入，当前消费可能高于或低于当前收入水平。因此，人们增加消费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未来收入预期的稳定性。只有就业稳定带来收入稳定，消费才能真正增加。

 

　　对个体而言，在同一时点，消费和储蓄（对应着投资）是此消彼长的，需要在当前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之间进行取舍。但从经济运行的动态平衡看，消费和投资是相互促进的。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将在更多方面得到体现，包括消费对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引领和促进。

 

　　（盛松成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龙玉工作单位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金辉工作单位系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