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新成效，为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对百年变局新挑战、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夯实基础和注入新动力。

 

王微 刘涛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集体学习时提出一系列新要求，为全面建成新发展格局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为此，要加快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完整内需体系，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以数实结合为抓手的更高水平供求匹配新机制，建设韧性强、安全性高的现代化供应链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制度型开放，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从而为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对百年变局新挑战、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夯实基础和注入新动力。

 

 

自2020年4月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来，我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上扎实推进，取得积极成效，为加快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是经济基础更加雄厚。3年来，我国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下，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经济保持了4.5%的年均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22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7万美元，更加接近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实现了新征程的平稳开局。

 

二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加明显。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4万亿元。同时，我国多个要素市场的规模也位居世界前列。例如，资本市场投资者数量超过2亿，居世界首位，上市公司市值、家数分别居于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一年来，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45亿吨，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三是开放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近年来，我国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2022年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分别达到42.1万亿元、6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货物贸易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服务贸易连续9年稳居全球第二。目前，我国已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我国积极推进并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于2022年生效实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为动荡的世界经济注入了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四是内外联通、高效便捷的基础设施建设再上新台阶。“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体系加快建设，截至目前，我国水路国际运输航线覆盖100多个国家，全球海运连接度最高，国际航空货运通航全球80个国家，中欧班列连通欧洲23个国家170多个城市，国际道路运输合作范围拓展至19个国家。同时，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截至2022年底，5G基站达到231.2万个，5G移动电话用户超过5.6亿户。

 

五是政策实践探索不断深化。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发展格局的演进过程，更是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过程。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例如，继2020年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2021年发布《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后，2022年又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3个文件提出的政策措施有交集，更有递进，互为支撑形成一个整体，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了有力支撑。同时，各地区也结合自身实际和优势，积极探索有效路径，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

 

 

与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应对百年变局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要求相比，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还须着力破除以下主要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

 

第一，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有待增强。从国际上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特别是迈向高收入阶段时，消费在内需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消费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有待提高。另外，过去3年，受疫情多发频发和超预期冲击，消费作为经济主拉动力的作用明显减弱。目前，消费需求不足是经济循环畅通的最大瓶颈，推动经济整体好转的关键和首要任务在于加快消费全面恢复和有效扩大。

 

第二，国内大循环可靠性有待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背后的根源在于我国基础研究薄弱，也反映出教育、知识产权等现代服务领域存在诸多短板。我国产业分工有待进一步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中高端服务供给不足、主要依赖进口，不利于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完善和保持国内大循环稳定运行。另外，市场机制有待加快深化改革。要素市场改革不彻底，特别是市场配置资源要素的功能发挥不充分，要素自由流动仍有堵点，要素配置效率不高，新型要素市场制度规则仍有空白，国内大循环的制度保障亟待完善。

 

第三，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有待提升。自疫情暴发以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加速调整，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其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布局，在效率和安全之间寻求新平衡。某些国家试图通过脱钩、断链等方式对我国进行极限施压。各国吸引外资面临激烈竞争，一些国家出台大力度补贴政策吸引特定产业的外商投资，围绕人才、技术、品牌等知识性生产要素也展开激烈争夺。同时，我国传统的以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模式也面临挑战，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一些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

 

第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有待深化。制度型开放水平尚需提高，部分领域特别是服务行业的规则与国际通行的原则和要求还不衔接，管理制度不完善，一些规制之间缺乏有效协调，国内外的标准、资质互认有待加强。同时，作为全球初级产品的主要进口国和消费国，我国部分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高且供给来源相对单一，在全球贸易定价、境外资源控制、国际物流运输等环节的话语权和掌控力弱，保供综合能力亟待提升。再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作为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有力抓手，一年多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培育建设的推进力度相对缓慢，辐射带动作用不强。2022年，5个获批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有4个出现负增长，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合计相比于2019年下降0.6个百分点左右。

 

 

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新成效，为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对百年变局新挑战、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夯实基础和注入新动力。

 

第一，加快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完整内需体系。构建以全领域覆盖、全周期管理、全环节贯通、全要素支撑为主要特征的完整内需体系。建立健全扩大消费长效机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优化社会政策，加快补齐养老、医疗、教育等民生基础设施短板，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强消费创新和新场景建设，健全绿色生产消费的制度保障，加快形成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的全新消费发展格局。聚焦消费提质升级的新需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消费对投资的牵引拉动作用，加快形成有效供给，促进供给创新，构建需求引导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供求动态平衡。

 

第二，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巩固提升优势领域，补齐短板弱项，加快建设制造强国。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实体经济内涵的新变化，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形成良性循环。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支持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展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网络化协同，加快人力资源、知识产权、工业软件等新兴服务行业创新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第三，加快构建以数实结合为抓手的更高水平供求匹配新机制。推进数字化从需求端向供给端延伸，从单点突破向全链条扩散覆盖。鼓励互联网平台通过数据要素的深入挖掘和算法推荐技术的合理应用，帮助企业及时捕捉消费新需求，赋能企业创造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大力推广应用柔性化、智能化生产模式，弥补质量短板，突破标准瓶颈，融入国潮元素，提升产能灵活转换和快速响应能力，以高质量供给满足和创造新需求，推动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循环。

 

第四，加快建设韧性强、安全性高的现代化供应链体系。加强重点初级产品供应链全球布局，提高关键物流节点掌控力，保障国际物流通道安全畅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企业，提高对贸易链产业链的组织力和控制力。鼓励我国供应链企业以多种模式获取商权，稳定境外资源供给，提升供应链信息服务能力。

 

第五，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强化市场规则、监管执法的统一性，清除歧视性市场准入限制。加强对行政垄断的规制，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完善审查标准，提高审查约束力和透明度。探索新经济领域竞争政策创新，综合考虑保护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土地、数据和碳市场为重点，加快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

 

第六，加快推进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制度型开放。在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同时，以服务行业为重点，科学评估不同行业开放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在关键环节保留准入限制，加强外资准入前评估与事中事后监管的衔接。支持重点开放平台加大关键性政策创新试验力度。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质量标准等相互衔接。在持续推进政务服务便利化的基础上，深化营商环境相关体制机制改革。

 

第七，加快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面对百年变局的新挑战新机遇，迫切需要在前沿领域、关键节点、战略通道等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塑造新的综合优势。进一步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依托国内消费大市场，提升对全球消费的集聚带动、资源配置和创新引领能力，加快形成“中国制造”“中国品牌”“中国消费”相互促进的综合优势。在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和辐射力的物流枢纽、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强化对全球要素资源的配置能力，为促进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集聚、衔接和整合提升提供有力支撑，提高我国在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地位。强化对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前沿技术的研发支持，积极参与数字领域的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高端的竞争优势。

 

（王微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涛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