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概况起来主要有：一是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发展速度放慢；二是中美贸易摩擦等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压力；三是俄乌冲突对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冲击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四是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

 

在以上因素中，前三项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长期影响因素，第四项是相对短期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说明，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不是一般的经济周期因素，因此不能依赖简单的总量刺激政策修复经济。比如，因为新冠疫情而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中相当部分会因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而快速恢复，可以说，这部分需求不需要特别的刺激政策。春节期间，消费、餐饮、旅游、电影、娱乐、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强劲复苏，就不是宏观刺激政策的结果。刺激政策要针对长期因素、短期因素分别施策。

 

经过“三去一降一补”、中美贸易摩擦、三年疫情冲击等，中国的市场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出清。其中，有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如出清僵尸企业、高能耗企业、过剩产能企业等，有些则是疫情等突发因素造成的意外出清。虽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但目前就总量而言，中国的市场是“过度出清”了，这为经济复苏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应该充分利用当前机会，加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千万不能因为急于刺激经济而重回旧的发展模式。出台宏观政策，要着眼长远目标引导市场；短期来看，要靠激发市场活力来达到修复经济的目的。

 

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建技术和能力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过去基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大，是因为那时我国基建落后，处于短缺状态，所以基建投入对于经济拉动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当前处于拾遗补缺、不断完善的阶段，再进行大面积的基建投入，不仅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还会大量占用宝贵资源。宏观政策应该大幅减少基建投资的份额，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将这些资源转向对于高科技、现代农业、绿色经济、新基建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刺激。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对市场有深刻的认知。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是为了保障市场的有效运行，更好地激发市场的积极作用、抑制市场的消极作用，这同样需要对市场有深刻的认知。

 

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就经济体系而言，不是让政府替代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更不是在市场之外另外发展一个经济领域，发挥政府作用的目的依然是发挥市场作用。各级地方政府要进一步提升对市场的认识，转变政府职能，学会在法治基础上引导市场、规范市场，以此为出发点建设营商环境。脱离市场逻辑去“帮助”企业、“扶持”企业，实际上还是对企业经营的干预、对市场的扭曲。

 

规范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也是化解地方政府隐性负债风险的根本途径。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困难发生之后，刺激经济复苏的过程都是地方政府债务暴增、风险积累的过程。往往是旧的风险尚在艰难化解之中，新的风险又产生了。此次经济复苏过程中，必须防止此类旧病复发。

 

今年经济复苏的过程可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某些地区、某些产业、某些领域可能发生阶段性的过热现象；同时，由于疫后市场需求变化、国际产业链重组等原因，一些产业和企业可能发生倒闭等现象。这些实际上都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现象，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正常现象，只要没有对整个经济体系造成系统性风险，各级政府要坦然处之，不要急于干预。市场需要休养生息，不停地刺激、整顿只会增加不确定性，造成更多风险。

 

各地在贯彻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依法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决策。我国需要大力发展高科技等新兴产业，需要以举国体制突破战略性的难关，这正是政府需要发挥作用的领域。但地方政府相对看重GDP量化目标，在支持、扶持高科技、数字化等产业时，其他所谓低端行业可能受到挤压。大规模地“腾笼换鸟”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现象，不论什么产业、行业，只要符合法律，符合环保、安全等法规要求，都应该让市场主体自主投资、自主经营。这是建立企业家信心的重要措施，往往比刺激政策、帮扶政策更有效。

 

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都应该赢得市场的信任而不是舆论的同情。只有赢得市场的信任，才能赢得投资、交易、融资等发展空间。企业家创新、冒险，应该建立在守法、诚信的基础上。同样，政府也需要赢得市场的信任。市场的组成不仅仅是买卖双方，政府行为、法规政策等都是市场的组成部分，其深刻地影响着市场的运作方式。树立企业家信心，树立市场信心，实际上就是要建立这样的市场信任。

 

 

各个领域的复苏反弹或将呈现一个梯度推进的过程。前期是旅游、餐饮、娱乐、交通等与民生相关的服务行业。然后是与这些行业相关的生产行业与物流业，由此带动其他行业恢复常态。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回归产业链、供应链，并参与重组产业链、供应链。最后，在政府各项提振经济的政策举措和大型项目投资的作用下，经济全面恢复，这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提供了大量的优质资产和投资机会，但同时可能隐含一些风险，需要相关机构和投资者在经济增长的热烈气氛中保持清醒。

 

其一，某些领域、某些行业、某些区域的阶段性过热可能造成风险。

 

其二，一些与防疫抗疫需求相关的企业，虽然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取得了良好业绩，但随着防控措施优化及疫情逐渐消退，这些企业如果不能及时实现转型，可能大面积发生亏损甚至倒闭，给金融机构造成不良资产风险。各银行等金融机构应立即对存量客户进行相关风险排查，在这些企业目前具有良好财务状况的时机及时防范和化解风险。

 

其三，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影响，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都在经历暂停、断裂和重组。随着国内外疫情形势和管控措施的调整，一些企业迅速回归原有产业链、供应链，一些企业迅速进入新的产业链、供应链，但也有一些企业既回不到原有产业链、供应链，也加入不进新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最终倒闭并形成不良金融资产。

 

其四，疫情三年，银行发放了大量的小微企业贷款，为稳经济、稳增长、稳就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国家和监管部门出台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政策，如降低贷款利息、无还本续贷、延期还本付息等，不仅使小微企业贷款有了高速增长，并且保持着比较好的资产质量。随着一些阶段性政策措施的取消以及疫情防控优化后市场需求的变化，部分经营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差的小微企业必然会遭遇经营困难而停业甚至破产。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出现各家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不良资产风险集中高发的现象。监管部门和各家银行上半年应就小微企业贷款业务回归常态做好风险管理预案。

 

 

从2022年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情况看，2023年并不存在单纯的人民币贬值压力。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并不是我们能主动把控的，也不是中国本身的经济状况能够决定的。由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人民币已经成为重要的结算货币，国际经济中任何重大的变化都会影响人民币汇率。即使在中国经济强劲的情况下，美元加息、美联储缩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金融市场风险偏好的突然变化等，都有可能导致人民币贬值。

 

2022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了人民币汇率，但由于俄乌冲突及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导致粮食、能源价格上涨、西方严重通货膨胀、西方经济增长乏力等因素，虽然美欧央行暴力加息，但人民币汇率还是在波动中保持了韧性，并没有形成所谓贬值趋势。

 

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相对正常的汇率波动对一国经济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一般认为，本币升值有利于进口，本币贬值有利于出口。汇率的变化也会影响资金的流入或流出，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其将影响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不过，这个影响对于不同行业和企业而言是不同的，不能像影响进口和出口、资本流入和流出那样一概而论。这需要各有关部门根据自身业务与汇率的关系，出台措施加以应对。

 

随着中国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国际政治经济变化随时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化将成为常态，有关部门和市场主体需要学会适应这样的常态。作为管理部门，央行和外汇管理局要不断积累经验，在尊重市场的前提下，创新各种管理工具以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和有序管理资本的流入流出。资本的流入流出，既包括人民币也包括外币，而不仅仅是外汇。

 

 

在普惠金融、小微企业信贷、农户贷款在信贷资产中的占比方面，我国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必须看到，这个指标并不是越高越好。

 

首先，经济体系中，小微企业、农户经营等总有一个相对占比，并不是在经济总量中占比越高越好；其次，在一个经济体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个占比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其三，就小微企业而言，大多数是通过自我积累实现发展，即使利用信贷等融资，大多数也保持着较低的杠杆率。经验表明，依赖高杠杆经营的小微企业，大多数很快走向失败；其四，小微企业的开开关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企业主的主动行为，是市场的正常现象，也是市场活力的体现。真正因经营亏损而导致的倒闭，往往也与经营者的经营管理能力有关，信贷等融资方式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我国还有大量农户需要信贷支持，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大国小农的农业发展模式不符合今后的发展趋势。从现在农村已经出现的趋势看，今后即使是农户，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直接下地务农的农户了，而是农业经营者。所以，有必要调整对农户和三农贷款的定义和考核方式。

 

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看，在政策和监管指标的推动下，所有银行都加大了对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贷款和三农贷款的投入，并且在产品和服务上进行了许多创新。不过，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情况：

 

一是大行业务下沉，挤压了中小银行原有的市场。中小银行进一步下沉，面临更大的市场拓展压力、管理成本压力和信贷风险压力。这些压力本就是中小银行的软肋，现在其经营更加困难。这些年，监管方面下大力气防范和化解中小银行存量业务的经营风险，但这样的监管要求又加大了增量业务的经营风险。

 

二是经过几年的发展，在整个银行体系中，小微企业贷款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大银行，增加的比重非常大。这意味着，已经有相当大比重的信贷资源投入到了普惠金融领域，银行体系对其他领域的信贷支持能力正在减弱。（编者注：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22年末，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32.14万亿元，同比增长21.2%，比各项贷款高10.1个百分点。）在新基建、高科技、战略新兴产业等需要大型投入的领域，无论是资源规模、系统管理还是风险评估等方面，都不是中小银行的特长，而是大银行的特长。现在国家政策也要求银行积极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入，但中小银行力不从心，大银行在能力上受到制约。

 

三是经过这几年的投放，信贷资金在总量上应该已经满足了普惠金融、小微企业的有效需求，商业可持续的大规模增量投入的空间已经不大。现实中，一些基层银行已经是为完成监管指标在做工作，相当部分的贷款并不是真的投向了小微企业和农户。这种情况下，高强度的指令性监管指标值得商榷。

 

建议修改甚至取消此类指令性监管指标，让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的禀赋特点，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差异化的客户群体，根据各自客户需求创新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模式，从而形成不同银行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将有限的信贷资源投放给具有有效需求的市场主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资源的配置绝大部分是通过金融手段实现的，在我国，商业银行竞争是主要的配置手段，建设健康的市场，必须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这个功能。

作者： 刘晓春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 文章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