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深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作为开放型大国经济，我国始终关注通过开放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以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进口与出口方面实现同步开放，市场和资源双向开放，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内与国外的辩证关系看，内与外二者既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同时又相互促进、相互补充。脱离了国内循环，国际循环则失去了支点和方向，脱离了国际循环，国内循环则失去了活力和补充。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发挥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相互促进关系，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的比较优势，推动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形成良性互动，形成“以内领外、以外促内”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一方面，以国内大循环撬动和带动国际循环，为国际大循环注入新动力。要适应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消费升级的需要，最大程度地挖掘和激活国内循环潜力，以国内大循环牵引国内国际在市场、资源、产业等方面实现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以国际大循环拓展和补给国内循环，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有效助力。要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通过高水平开放引入优质生产要素和短缺资源，提升国际资源对国内资源的补充和补给能力，提高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

 

 

　　党的二十大和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标志着我国开放内容和开放实践步入制度层面的新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加快推动商品贸易自由化和要素流动便利化，不断适应并对接国际通行标准和惯例，在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当前，全球经贸规则正处于变革重构期，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所涵盖的经贸规则议题逐步由传统的边境措施向知识产权、环境等边境后措施延伸，我国开放要素禀赋条件在基本实现自由化后，亟待从“边境开放”向“边境后开放”拓展和深化。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统筹好流动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二者关系，持续推动要素和商品跨境流动自由化的同时，加快拆除国内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壁垒和藩篱，营造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环境。一方面，要持续深化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要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一些重点领域实现更大力度的开放，进一步放宽外资股比限制。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推动跨境服务贸易发展。另一方面，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清理与法律法规不符的行政规章、政策及措施，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开放自由、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强化服务业内外标准对接、资格互认，加快降低边境内壁垒。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要在竞争中立、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在电子商务等领域的规则制定上进行有益和创新性的探索，构建起与开放型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大国和投资大国。与此同时，我国外贸效益持续提升，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逐渐成为外贸新的增长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加快发展，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从过往经验看，我国经贸体量由小到大、发展水平由弱到强的关键就是把握住了“量”与“质”的辩证关系，以“量增”夯实了“质升”关键基础，以“质升”为“量增”提供核心推动力。当前，我国外贸发展环境日趋复杂，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增加，更需要在稳住“量”的基础上加快提升“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这就需要进一步统筹把握好“量”与“质”的关系，既要通过实现量的合理增长，为外贸稳定运行和转型升级创造条件，在动态调整中实现优化；又要通过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实现更有效率、更有竞争力的经贸发展。一方面，要稳住全球贸易大国地位。要巩固外贸的传统优势，在深耕美、欧、日等传统市场的同时，加大对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开拓力度。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充分释放我国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确保稳住外贸基本盘。另一方面，加快结构调整和优化。要聚焦质量和效益提升，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加快发展贸易新业态，提高中国制造的质量水平，进一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产品，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提升在国际经贸舞台上的发言权和话语权。

 

 

　　4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从东部沿海起步，自东向西、由点及面，开放布局向内陆推进、开放空间向纵深拓展。在这一历程中，东部沿海地区持续发挥开放引领作用，为全面开放探索了先行经验、提供了强大支撑，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加快培育开放型经济，又为东部地区的进一步开放提供了良好环境和回旋余地。二者互为表里，成为推动我国扩大开放的重要抓手。

 

　　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东部地区仍是开放型经济的主要集聚地，沿海强内陆弱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不同区域和板块仍存在“区域资源错配”和“开放差距明显”等问题，需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要求，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事实上，东部板块、中西部板块、东北板块同属全国“一盘棋”，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产业经济基础，因地制宜地服务不同的国家战略，实现我国的对外开放从“梯度开放”向“均衡开放”，从“局部开放”向“全面开放”的转变。一方面，要继续巩固东部先导地位，提升东部地区的全球竞争力。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和超大特大城市的优势地位，继续增强对高端要素的吸引能力，在国际创新合作领域率先探索，推动区域产业分工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在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加快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步伐，打造新的对外开放前沿。优化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平台建设，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支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培育区域新的开放高地和经济增长极，助推内陆地区成为开放前沿。

 

 

　　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在把握自身开放与世界开放的关系上积极探索，不仅成为世界开放的受益者，也逐步成为世界开放的支持者和引领者。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我国不断拓宽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在向全球市场提供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的同时，也为各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已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

 

　　当前，疫情引发全球严重衰退，“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脱钩、报复、封锁、对抗等各种“不和谐声音”日益严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人民命运与世界人民命运紧密相连，中国开放与世界开放休戚相关，世界经济的行稳致远需要中国经济的开放发展，而中国经济的开放发展也必将为世界经济的开放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和社会基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其实质就是进一步统筹好中国开放与世界开放的关系，坚持“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坚持“普惠包容”而不是“独享狭隘”，更好维护和推动世界经济开放发展。一方面，以中国开放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要进一步强化自主开放力度，发挥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的窗口作用，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以中国开放提速应对经济全球化失速。另一方面，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在维护多边经贸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各国宏观政策协调，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增加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代表性和发言权，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中国方案。

 

　　（作者：顾学明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丹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