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为了深入推进共同富裕，2021年3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要求：“十四五”时期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要迈出坚实的步伐，到2035年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等特征。本文认为，做好以下三项工作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科学设置评价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以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

 

 

根据管理学原理，要实现既定的行动目标，必须解决三大问题：一是激励，二是监督，三是考核。没有科学的考核就难以准确地区分优劣，这会使激励缺乏基础；没有科学的激励就会缺乏行动的动力；没有科学的监督就会使行动偏离目标。科学设置评价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既是考核的需要，也是监督和激励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紧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领，提出科学可行、符合国情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

 

科学设置评价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包含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内容：一是明确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外延，二是遵循科学的评价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构建原则；三是构建评价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四是确定各级评价指标权重的赋权方法。

 

对于共同富裕的内涵，可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视角加以界定。从定性角度而言，共同富裕是指差距合理的大家都富裕。从定量角度而言，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对收入分配的量化规定，本文把共同富裕界定为财富基尼系数（WGN）介于0.30―0.39的大家都富裕。共同富裕的外延是指共同富裕的表现形式。从逻辑学角度而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关系是反变关系，概念的内涵越简单，其外延则越大，反之亦然。由于共同富裕的内涵较简单，因此它的外延则较大。不仅如此，共同富裕的外延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扩大。共同富裕的外延包含三个方面：共同、富裕以及共同与富裕之间的关系。共同富裕外延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富裕外延的扩大。

 

评价共同富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因此，构建评价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应遵循一定的原则。本文认为应当遵循四大原则：一是科学性原则，二是全面性原则，三是代表性原则，四是可操作性原则。

 

评价共同富裕的指标可设置三级指标。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固定，三级指标变化，以适应共同富裕外延扩大的需要。一级指标为富裕、共同以及共同与富裕之间的关系。评价富裕的二级指标为私人物质财富、私人精神财富、公共物质财富和公共精神财富；评价共同的二级指标为人群财富差距、城乡财富差距和区域财富差距；评价共同与富裕之间的关系的二级指标为共同与富裕的协调度。表1是根据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设置的评价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

 

指标权重的赋权方法有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和主客观赋权法三大类型。根据共同富裕具有规范性较强的特点，本文建议采用主客观赋权法，既要体现评价主体的主观意图，又要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和可比较性。

 

 

共同体现了公平，富裕体现了效率。共同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富裕属于生产力范畴。共同富裕实际上要求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平衡。

 

公平通过差距合理的财富分配加以体现。初次分配的主体是市场，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但也不可忽视公平。再分配的主体是政府，再分配要注重公平，但也不可忽视效率。三次分配的主体是社会，三次分配具有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和价值观引导功能，但也不可忽视其“造血”功能。

 

历史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经济公平必须由政治公平加以保证。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从来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各种问题的综合体现。虽然中国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克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性矛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但是中国还没有完全消除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是生产关系还不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表现。21世纪以来的大多数年份，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GN）都超过了0.40。根据Wind数据库的数据，从2003年至2020年，中国GN从未低于0.46。2020年中国GN达到了0.468，可归属到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20%国家行列。2019年中国的WGN为0.702，虽然低于美国的0.852，但高于日本的0.626，中国的WGN明显偏高。2020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近2.6倍，人均GDP最高省份和最低省份相差近4.6倍。因此，中国仍然需要不断地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合的部分，为共同富裕“分好蛋糕”。

 

没有效率就没有共同富裕的基础。提高效率，一要靠有效制度，二要靠科技创新。有效经济制度具有贡献与收益相对称的特点，而无效经济制度具有贡献与收益极不对称的特点。有效经济制度来源于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丰富的经济社会实践，但即使有了有效经济制度还必须得到切实的贯彻实施，切实的贯彻实施又有赖于尊重制度的社会理念加以支撑，否则再好的经济制度也无济于事。当前迫切需要从法治政府建设着手逐步树立尊重制度的社会理念。

 

科技创新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市场侧重于科技创新的经济需求，政府可以顾及科技创新的社会需求。理论与实践都证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有利于形成科技创新的互补效应。有为政府的前提是政府权力的行使得到科学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得到科学规范的表现是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对立面是人治政府，廉洁政府的对立面是腐败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对立面是管理型政府。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指出，由人格化交换转换为非人格化交换的制度创新可以减少不确定性，是发达国家经济成功的关键。要实现人格化交换转换为非人格化交换，首先必须实现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没有法治政府就不可能有廉洁政府，没有廉洁政府就不可能有非人格化交换，没有非人格化交换，平等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真正地建立起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就不可能形成。管理型政府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管理型政府会对市场形成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只有服务型政府才能与市场形成互补效应。

 

国家富裕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尽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仍然很大，财富还不够充裕，还不能够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中国仍然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共同富裕“做大蛋糕”。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理论与实践都表明，“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缺一不可。因此，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共同富裕“做大蛋糕”；另一方面，要及时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分好蛋糕”促进“做大蛋糕”。总之，公平与效率需要兼顾。

 

 

消除绝对贫困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农村。农村是共同富裕的短板，没有农民的共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促进农民的共同富裕，其根本途径在于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需要内因和外因相结合。外因有两个：一是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二是政府和社会的“输血”。内因也有两个：一是农村的自组织，二是农村的“造血”能力。

 

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核心经验是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同样，通过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依靠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虽然中国农村实现了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但是农村的经济发展能力依然较弱，一些地区贫困人口返贫问题依然不容忽视。因此，乡村振兴仍然需要政府和社会的“输血”。根据部分发达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的经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是农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助力因素。譬如，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政策措施的全面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下降，目前日本乡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于超过了城市居民；21世纪以来，在美国政府大力扶助下，美国农场家庭的平均收入都超过了全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法国、荷兰、丹麦等欧洲发达国家在政府和社会的助力下，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都高于全国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

 

中国农村的教育、卫生、医疗、养老和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然较为薄弱，缩小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距，助力乡村振兴势在必行。这需要加大公共财政投入的力度，为乡村振兴进行财政“输血”。中国农村依然面临着二元户籍制度、二元土地制度和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性制约，它既阻碍了城乡融合发展，也不利于农村“造血”能力的培养。这需要相关制度改革，不但要革除阻碍农业农村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还要为农业农村发展进行制度创新，为乡村振兴进行制度“输血”。中国农村的科技能力仍然较弱，虽然2021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了61.5%，但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中国农村既缺乏农业科技人才，也缺乏农业科技发展的资金。这需要加强对农业农村的科技投入，为乡村振兴进行科技“输血”。

 

此外，乡村振兴还面临着农村劳动力短缺、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和人力资本较低的三重困扰。一是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年青劳动力外流现象突出，导致年青劳动力普遍缺乏。二是农村老龄化现象严重。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60岁、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18.7%和13.5%，但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3.81%和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和6.61个百分点。三是农村人力资本较低。据《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数据，2018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计算为2614万亿元，其中城镇为2288万亿元，而农村只有326万亿元，分别占人力资本总值的87.5%和12.5%；中国人均人力资本按当年价计算为229万元，其中城镇为313万元，农村只有79万元；中国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计算为116万元，其中城镇为156万元，农村只有57万元。

 

上述三重困扰，使得农村的自我“造血”能力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要借助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扶，充分挖掘农村自身经济发展的潜力，通过发展农村经济，为年轻人提供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从而留住青年劳动力；二要加大农村人才培养的力度，留住农村急需的人才；三要加强农村人才引进的力度，鼓励城镇人才下乡创业和留置，增强乡村振兴的智力支持。

 

农业农村的发展既需要党和政府的他组织，也需要农村的自组织。虽然通过脱贫攻坚战对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大力整顿和加强，但是当前中国部分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依然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现象。譬如，有些农村家族势力、宗族势力强大，称霸一方，横行乡里；有些地方存在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现象。对于这些现象，部分村干部不敢管、不愿管，甚至于有少部分村干部与这些家族势力、宗族势力和黑恶势力相勾结，严重扰乱了农村社会秩序，更不可能依靠这样的村干部带领广大村民乡村振兴。打赢农村脱贫攻坚战的经验表明，风清气正、愿干事、能干事的农村基层领导班子是农业农村发展的组织保证。因此，促进乡村振兴，仍然需要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

 

农村的自组织，除了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以外，还有农村社会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建设也有待于加强。应创造条件，鼓励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农业互助组等农村社会组织建设。国内外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这些农村社会组织对于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创新农业农村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农村自生能力的提高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中国农村分布广泛，各地的地理区位、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的拥有量和产业发展基础差别较大。因此，需要针对自身特点，因地制宜，探索出适合自身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提高自生能力。譬如，浙江省探索出了三种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一是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例如，临安的山核桃产业大脑，通过生态治理数字化、病虫害智能预警、电商数据赋能路径，打通监管平台，建立电商大数据评价体系，借助数字农证宝“生长”金融服务。二是文旅发展模式。例如，桐庐的富春江数字旅游等。三是电商发展模式。例如，千岛湖直播小镇等探索出的“电商服务中心+乡村服务站+低收入农户”农村电商新零售模式，形成了由村民、合作社、农企、服务商和政府等组成的新业态。广东省各地探索出了多种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一是“村干部+合作社＋公司＋农户”模式，二是“种植+电商营销”模式，三是“合作社+致富带头人+农户”模式，四是“种植+电商网红旅游”模式，五是“公司+村集体+农户”模式，六是“合作社+基地+电商+观光旅游”模式。

 

各地在借鉴其他地区成功经济发展模式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模式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适合的就好。因此，一定要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要照搬照抄。

 

他组织与自组织相结合，“输血”与“造血”相统一，借鉴国内外发展农业农村的成功经验，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脚踏实地，乡村必定振兴，共同富裕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程承坪  来源： 《中国经济评论》2022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