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本报调研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阴霾未散，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增长曲折，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实力对比变化显著，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格局面临重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世界，全球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逆全球化加剧，令原本就不稳定的世界更加动荡；全球性问题种类繁多且复杂多变，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可以说，当今世界最大的风险，就是日益凸显的不稳定、不确定。这一趋势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正确认识和把握五个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其中重要内容，正是立足两个大局、深刻洞察世界动荡变革大势给出的科学判断，也是我国直面“不确定”构建发展确定性的关键一招。

 

 

有经济学家预测，在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风险挑战下，全球经济将进入“三高一低”格局，即高利率、高通胀、高债务和低增长。历经了蓬勃发展的全球化和总体上的经济繁荣之后，世界经济呈现出发展乏力、对抗博弈加剧、逆全球化思潮上升、风险扩散加速等态势，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几十年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在世界的发展中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全球性变革和风险加剧在国内经济领域的投射。

 

从我国自身看，所处的发展阶段、锚定的发展目标、现实的发展趋势等都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虽然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运行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一系列新情况、新变化、新目标、新要求，必然会带来新的问题。我们通过几十年高速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具备了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有利条件，但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疫情冲击持续反复，我国在面临前所未有发展机遇的同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亦前所未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2年的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也就是说，首先要确保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谋求更好发展。一个“稳”字，既凸显了发展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的客观情况，又明确了下一阶段经济工作的侧重点和着力点，给出了在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中构建经济发展确定性的清晰指向。

 

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就必须从不确定性出发，观察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形成对经济运行的基本看法；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忧患意识出发，评估各项政策效果，考察市场主体行为；从构建发展的确定性出发，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做强经济基础，推动高质量发展。唯此，才能成功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始终坚持正确认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阶段性问题，不断调整思路和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发挥好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挑战时刻保持警醒：强调居安思危，见微知著，避免发生重大风险；部署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应对各种形式风险挑战的一系列准备；明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抓好实体经济、金融系统等重点领域……归根结底，就是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

 

做好自己的事情，首要的是确保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牢牢盯住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实体经济基础不牢，经济全局就会地动山摇。

 

综观历史上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其实质都是生产过剩，也就是实体经济出现了扭曲，矛盾不断累积，形成总爆发、硬着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危机发源地美国在发展理念和实践中都过于重视虚拟经济、忽视实体经济，才酿成次贷危机，进而造成危机如海啸一般在全世界蔓延。“自己的事情”有千条万条，但稳住了实体经济，就能稳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底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经济领域办的头等大事就是化解实体经济风险，重点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我国曾经出现的产能过剩范围之广、数量之大、影响之深，并不多见。以钢材为例，2014年一年时间，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从99.14点下跌至83.09点，降幅达16.2%。进入2015年，下跌趋势不但没有减缓，反而更加剧烈，半年降幅就达19.7%。面对严重的产能过剩情况，党中央按照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思路作出工作部署，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齐上阵，抢在事态恶化之前刹住了车。

 

在此基础上，中央进一步判断：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深层结构性问题不容忽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配和不适应已经是累积风险的重大源头。比如，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是供给侧、生产端出了问题；又如，农业的一些供给没有很好适应需求变化，在一些年份中，大豆生产缺口很大，玉米增产则超过了需求增长，牛奶等产品还难以满足消费者对质量、信誉保障的要求；再如，居民的部分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购买的商品从奢侈品向电饭煲、马桶盖这样的普通日用品延伸。事实证明，如果不从生产端入手解决问题，不使供给和需求达成新的动态平衡，不但已经存在的问题难以解决，而且会引发诸多新矛盾。由此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大力深入推进，正是不断化解实体经济风险的务实举措。

 

在行动上果决，也要在理念上深化。从如何认识产能过剩问题，到如何认识实体经济，再到如何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我们反复强调实体经济的极端重要性，逐步清晰实体经济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特别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提出金融必须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在推动实体经济优化结构、提升质量的同时，避免金融反映以及放大实体经济领域存在的扭曲。这也是保证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成色”的重要一环。

 

有研究认为，基于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认识不同，不同国家的长期发展实力对比会发生明显变化。以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的“喇叭口”变化为例，2004年，美国和中国的GDP分别约为12万亿美元和2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实力约是中国的6倍；到了201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时，美国和中国的GDP分别约为20万亿美元和14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实力是中国的1.5倍左右。其中，固然有美国作为国际金融危机发源地而遭受重挫的原因，也反映出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恶果在较长一个时期内都难以消除。即便美国等西方国家看到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并推动“制造业回流”，但长期形成的政策取向、价值取向以及资源配置态势难以掉头，以至于在危机爆发多年后，依然面临实体经济基础不牢的痛点，甚至在更长一个时期内导致经济复苏乏力。这些国家在实体经济上栽的跟头不小，教训也是深刻的。

 

作为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实体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必须牢牢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不断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做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十分重要。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以及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多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这些都充分表明，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在逆全球化思潮上升和世纪疫情对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超大规模市场资源将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巨大优势。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将不断释放，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国内市场能够为各类产品和服务提供消化和循环的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产品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迭代。2021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9.1%。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

 

面向未来，我们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这不仅能够在短期内有效应对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而且还会不断巩固和增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而将市场资源优势转化为内涵式增长优势，转化为新时代新阶段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在任何风险挑战面前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反复强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归根结底就是以“做好自己的事情”来抵御一切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这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举措。

 

 

一个时期以来，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国内经济恢复仍不稳固、不均衡，形势比预期的更加复杂，推动经济稳定运行面临的困难比预料的更多。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预期转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如果投资者对企业和行业发展信心减弱，就会丧失投资意愿，消费者对未来一个时期的稳定收入信心减弱，就会不敢消费、增加储蓄。消费和投资都乏力，供给与需求都收缩，进而带动预期继续波动，形成整体上经济下行的势头。

 

面向不确定构建确定性，政策的坐标要稳，政策的发力要准。中央要求“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进一步强调政策作用，并对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作出具体部署，正是意在以政策之“锚”稳预期、强预期。

 

以政策之“锚”稳预期、强预期，关键在于高质量制定政策、高质量执行政策。在政策制定上要充分评估政策影响，加强风险意识，坚持系统观念，根据形势变化及时作出动态调整；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必须将“不确定性”作为常态化考量的重要内容，精准研判政策出台时机与推进节奏，既要对经济领域慎重决策，也要充分考虑非经济领域政策对经济领域的影响，防止局部合理政策叠加后造成负面效应的“合成谬误”；执行政策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扎稳打，不能超越发展阶段、脱离实际情况想问题、看问题、解决问题，不能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尤需防范将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的“分解谬误”，造成政策目标落空无法实现。

 

以政策之“锚”稳预期、强预期，当前的重点在于因应形势、精准施策，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有助于解决堵点的政策。具体到做好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尤其是政策发力要打好“提前量”，及时精准预判，抓住关键节点，力争始终走在市场曲线前面。

 

总而言之，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政治和经济、现实和历史、物质和文化、发展和民生、资源和生态、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因素。既要考量政策的短期效果，又要研究中长期影响；既要着眼于推动单一领域发展，又要看到关联领域态势；既要瞄准单一目标发力，又要充分考虑相关举措对实现全局发展目标的影响。

 

迈上新的征程，“娄山关”“腊子口”还有不少，各领域短期内难以解决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都有随经济下行而“水落石出”的风险，但我们依然有正视困难、坚定信心的底气。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支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有利因素和条件仍然不少，依然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留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和充足的政策工具储备。只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坚持系统思维，做好科学谋划，加强调研、慎重决策，就能稳定宏观经济，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化解已有风险的同时不增加新的风险点，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调研组成员：本报记者 栾笑语 于 泳 郭子源 原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