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的风险、挑战、困难和压力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既要应对疫情防控、美国遏制围堵、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而通胀高企这样的诸多外部因素的挑战，和可能对我们造成的冲击，也需要解决内需不足、预期转弱、风险累积这样一些内在和内部的矛盾和问题。鉴此，应以科学态度精准高效地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扩内需政策要有力有效，救助扶持政策要更加突出重点；宏观调控政策要高度重视结构政策与总量政策、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继续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一、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走出了一个大V字形态，而导致经济大幅波动的最主要因素是疫情及防控。

 

一季度GDP增长4.8%，看起来不算太高，但实际上是不低的，因为它是在去年一季度18.3%增幅的高基数基础上实现的，因此总体来讲是不错的，延续了去年以来的恢复态势。但从3月下旬开始，以上海为典型，涉及北京、江浙、广东等发达地区，都由于疫情原因采取了比较严厉的管控措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冲击。其中4月份最为严重，规模以上工业负增长2.9%。上海上半年GDP同比下滑5.7%。从5月下旬开始，各地疫情开始缓解，经济开始恢复，6月份恢复的态势就更加明显。这种恢复态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和说明。

 

一是物流和经济循环的恢复。铁路方面，上半年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累计货物发送量增长5.5%，日均货物发送量等多项指标创造历史纪录；公路方面，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货车日通行量已经恢复至正常水平的9成，而4月份整车货运流量一度同比下降近3成；内部微循环方面，6月份快递日均业务量恢复至3亿件以上，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二是复工复产情况持续好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万家企业调查结果显示，6月份企业产能利用率已由4月份的66.8%回升至68.5%，接近3月份的水平。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由4月份的47.4%回升至6月份的50.2%,重回荣枯线之上。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由4月40.0%的冰点回升至6月的54.3%，回升态势更加明显。

 

三是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显著回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6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2.8万亿元，同比多增加6867亿元；6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06.35万亿元，同比增长11.2%，增速比上月末高0.2个百分点。6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加5.17万亿元，同比多增加1.47万亿元。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34.27万亿元，同比增长10.8%，增速较5月份提高0.3个百分点。

 

二季度，中国经济实现了正增长，增长0.4%，上半年平均同比增长2.5%，应当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二、下半年经济走势分析

 

现在来看，下半年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还是疫情。如果疫情不出现比较大的反复，经济能够持续延续6月份以来的恢复态势的话，预计下半年经济增幅有望达到5%左右，全年增速达到4%左右。虽然与年初确定的5.5%左右的预期增速有较大差距，但考虑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应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增长业绩。当然，这是建立在假定疫情不发生严重反复的情形下的预期增速，如果发生严重疫情反复，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里有必要做点补充说明。刚才提到，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5.5%，上半年只有2.5%，距离预期目标的差距还比较大。有人估算，如果要实现全年增长5.5%的目标，下半年经济需要增长8%，显然这是比较困难的。我的看法是，今年无需纠结于5.5%的目标。有两个原因，一是年初确定这个目标时，就有观点认为偏高，即使正常情况下实现起来也是难度比较大的。这是因为，今年确定5.5%,是在去年8.1%的基础上确定的。看似比去年低了2个多百分点，但去年的8.1%是在前年2.2%的基础上实现的，如果两年平均的话，也就是5%左右。换句话说，当前潜在增长率，也就在5%左右。二是这是未考虑国内疫情反复和俄乌冲突冲击下的目标。如果下半年为了强行达标而搞强刺激，将会留下诸多后遗症。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形势变了，目标也要变。要量力而行，弹性调整增长目标，这样全国都会舒一口气。如果全年经济增长能达到4%，就是可以接受的。

 

除了疫情之外，下半年经济运行也面临多重内外部挑战。

 

（一）外部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全球性高通胀高成本的挑战

 

当前国际上可以说呈现比较严重的全球性通胀情况，尤其是发达国家。今年6月美国通胀高达9.1%。欧元区19个国家达到8.6%，创下自1997年以来的最高记录。全球性通胀会对我国发展形成两个方面的冲击：一是输入性通胀，不论是进口商品还是原料等，都会面临高价格高成本的压力。二是为应对通胀，国际上加速收紧货币政策，我国面临资本流出和汇率贬值的压力。

 

这里讲一下全球性严重通胀形势下我国的通胀形势或趋势问题。

 

今年一季度我国CPI平均上涨1.1%，二季度有所上升，4、5、6月涨幅分别为2.1%、2.1%、2.5%，平均涨幅2.3%，上半年六个月平均上涨1.7%。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调控目标是3%。根据大多数专家的分析，实现全年调控目标问题不是很大。那么为什么大家现在有点担心通货膨胀呢？

 

我感到主要与国际范围的通货膨胀形势有关。今年以来，国际能源、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美欧等主要经济体通胀居高不下，涨幅创近40年或有纪录以来新高。通胀问题正面临失控风险，也迫使欧美等主要央行不得不采取加息、缩表等紧缩政策，以经济减速或衰退为代价来应对通胀带来的风险。严重的通胀形势不仅影响了经济政策及经济运行的走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形势。譬如美国关税调整，英国约翰逊辞职。

 

国际上发达国家的通胀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长期的量化宽松政策；二是疫情严重时期的刺激政策，特别是“发钱“政策；三是地缘政治危机的影响，既包括能源、粮食等核心商品价格，也包括非核心商品价格。

 

欧美发达国家这轮通胀，完全符合规律，也是预料之中的。简单发钱并不能解决结构性矛盾。估计国际性通胀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经济政治社会影响。

 

我国的情况与发达国家存在根本不同。即使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强调不会采取大水漫灌式的量化宽松刺激政策，一直强调要采取稳健和精准的货币政策。就拿这轮疫情期间来说，从影响程度来讲，今年4、5月的冲击，不比2020年一季度小。很多人主张直接发钱，但据我所知，虽然不少地方有举措，但并没有成为国家普遍政策。政策重点还是放在保市场主体、保通保畅，以及靠前安排投资需求上。

 

所以，首先，我国并不存在欧美那样的通胀基础。

 

其次，从国内需求讲，内部需求不足仍然是影响通胀变化的主要因素。同时，今年一季度末至二季度中期发达地区出现疫情，对国内生产、生活都带来很大影响，而消费需求、服务需求的恢复，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因而，整体上需求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国内通胀很难出现急剧变化的情况。

 

再次，从供给方面看，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供应链安全问题，特别是在能源安全、食品（粮肉菜）安全、大宗商品安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基本能够保证资源供给，从而避免了外部输入型通胀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情况的发生。就国内产业而言，我国本身具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体系，也最大限度地缓解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调整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对生产供给的干扰。一方面，中国通过产业上游的垄断型国企，在石油进口等方面，在原油价格波动的情况下，尽量缓解了油价的波动。另一方面，在以煤电为主的电力供应方面，通过煤电联动的方式，尽量维持企业用电价格稳定。尽管导致大量发电企业亏损，也出现了一些地方“拉闸限电”等供需紧张的局面，不过，整体上电价仍处于稳定状态。这大大缓解了能源价格波动对企业生产的影响。

 

当然，由于国际能源价格、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对于作为“全球工厂”的中国而言，也带来了生产价格的提升，并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国内PPI水平从2021年开始长期保持高位。不过，PPI与CPI剪刀差的扩大，并未引起终端消费价格短期大幅提升。从供应端来看，这一方面得益于企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靠自身消化了部分成本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大部分传统领域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既通过弹性的生产缓冲了上游价格抬升的压力，也加速了产业整合，在一定程度上被动地实现了“去产能”。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CPI主要构成因素的猪肉价格，在猪周期变化、粮食进口价格提升的情况下，正在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对食品价格和通胀走势可能会带来一定影响。不过，这种变化更多还是周期性因素起作用。根据国内的生产、需求现状，在产业链完整、物流体系稳定的情况下，出现整体性供需失衡的可能性并不大。这意味着国内通胀水平可能会随着经济恢复而温和抬升，但不会出现恶性通胀的局面。

 

概括来看，今年下半年，受国际通胀高企、乌克兰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我国物价运行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然较多，但仍然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继续保持物价运行在合理区间，全年3%左右的CPI预期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从中长期来看，在国际能源危机加剧、全球通胀压力大增的背景下，国内仍然要警惕高通胀重临的风险。

 

2.全球需求收缩，中国出口承压

 

首先，高通胀会对消费者购买力造成明显侵蚀，打击消费者信心。根据有关数据，6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创历史新低，欧盟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处在历史的次低水平，支撑消费持续增长的基础显著减弱。其次，欧美财政支出规模下降及快速加息对总需求的紧缩效应将会逐步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6月份以来，包括世界银行、OECD、IMF等在内的主要国际组织，都先后下调了对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下调幅度在0.8-1.5个百分点不等。7月20日，IMF负责人表示，将于7月26日再次下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受此影响，全球贸易增长也将放缓，WTO最近也已将今年全年货物贸易增速由先前预计的4.7％下调至3%。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长13.2%，其中6月份出口增长22.0%。出口的稳定增长对于我国整体经济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全球经济和贸易恢复性增长的放缓，估计下半年我国保持出口增长的难度将会加大。

 

3.美国对我国的遏制围堵将进一步加大我产业链供应链风险

 

今年以来，美国对我国的遏制打压围堵可以说有增无减，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长短结合的特点。特别是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多次将中俄捆绑，渲染“中国威胁”，围绕台湾、香港等炮制涉华新议题，并进一步扩大对华出口管制和实体限制范围。近日，美国又以“涉嫌支持俄罗斯军队和国防基础工业” 为由将5家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同时，美国持续强化与盟友合作，主导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召开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会议，在传统贸易、多边出口管制、半导体全球供应链、清洁能源技术、新兴技术标准制定等方面达成排他性合作，加快“去中国化”，推动制造业产业链转出中国，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更大挑战。

 

（二）影响我国未来经济走势的内部因素

 

1.内需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

 

当前，疫情对供需两端的约束依然比较明显，对内需的影响更为突出。消费方面，前五个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5%，剔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4%左右。餐饮、娱乐、酒旅等接触型服务领域受影响更大。6月份虽有比较明显的好转，同比增长3.1%，但上半年整体来看，下降0.7%，未能扭转负增长的局面。

 

投资方面情况要稍好一些。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但投资增长的后劲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因为上半年投资增速相对较好，是与政府扩大投资的努力分不开的，特别是在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指引下，“十四五”规划纲要中102项重大工程加快推进，发挥了重要的带动作用。上半年投资增长6.1%，其中国有控股固定投资同比增长9.2%，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1%，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5%，其中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9%。所以主力还是政府、基建、国企。但在房地产市场低迷、土地出让收入明显下降、地方财政吃紧、资金配套能力减弱、项目储备不足等情况下，以政府投资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基建投资增长的可持续性面临较大压力。

 

2.市场主体预期低迷，信心不足

 

根据国研中心6月份对万家企业的跟踪调查，企业发展信心指数今年6月份仅为46.1，连续三个月低于荣枯线水平，二季度平均值低于2020年3月疫情最严重时的水平。同样的调查显示，未来一段时间有增加投资计划的企业占比已从去年底的38.2％下降到6月份的26.0%，而多年的正常水平一般都是不低于40%。更值得警惕的是，不少企业选择调整或延缓投资扩产计划，采取一种观望、等待、躺平甚至破产关门的态度。

 

根据有关调查分析，企业预期低迷、信心不足主要与三大因素相关。一是疫情变化和防控政策对企业经营带来的巨大冲击，及企业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二是近年来在减污降碳、收入分配、数字经济监管、平台反垄断等方面，有关调控政策缺乏透明性、连续性和可预期性，企业营商环境和发展环境面临较多不确定性，挫伤企业信心；三是国际环境持续恶化，包括美国的持续打压、逆全球化不断发展，使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企业预期问题既影响当前，也影响中长期，需要高度重视。

 

除企业信心不足之外，受就业预期不稳、收入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消费者信心也持续处于低位。6月份，国家统计局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8.9，二季度平均为87.5，为有数据以来最低水平。

 

3.控风险压力依然较大，任务依然较为艰巨

 

房地产市场风险、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等，都是这些年政府着力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疫情影响下，局部领域会愈显突出。稳增长与抗风险，互为前提、互相掣肘，需要综合权衡、统筹兼顾。近期出现的村镇银行挤兑、房贷断供等问题，都是这些问题的局部反映，需要高度关注、妥善应对，避免扩散。

 

三、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及对策思路

 

（一）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的风险、挑战、困难和压力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既要应对疫情防控、美国遏制围堵、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而通胀高企等诸多外部因素的挑战和可能对我们造成的冲击，也需要解决内需不足、预期转弱、风险累积这样一些内在和内部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这些问题和挑战，都不仅具有短期影响，也会导致中长期的结构变化。比如美国打压、我国现行防控政策下企业的外迁及全球性供应链的调整等。因此，既需要我们努力保持短期经济运行的稳定，也需要针对中长期风险做出安排，妥善应对。

 

这里想强调的一点是，在思考我国经济中长期前景时，在充分看到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和挑战的同时，也需要充分看到我国经济所具有的有利和优势一面。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供给体系完善、国内市场巨大、人力资本充沛、科技实力不断增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宏观调控有力有效这些优势条件依然突出，经济活力和韧性依然比较足。这些有利因素，是我们战胜困难、风险和挑战的底气。在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时，我们尤其需要充分看到这些有利优势条件，以增强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

 

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对于中国中长期发展前景，我们既需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应对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同时也没有必要过分悲观。正所谓我们有我们的短板和难处，其他国家也有他们的短板和难处。相比起来，我们的优势条件不见得比别国的少，困难也不见得比别人的大。所以，关键的关键，还是保持定力，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

 

（二）对策思路

 

1.以科学态度精准高效地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现在看来，疫情防控已经成为经济运行最大的影响因素和不确定因素，不仅影响短期，也影响中长期。导致今年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我国经济下挫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多发及严格防控措施的影响，属于典型的“内伤”。不断出现的封控措施，不仅使得消费活动受限，内需收缩，也使得人流、物流、供应链受阻，生产过程受到冲击，不仅使得部分区域、部分产业、部分人群的经营及收入下降，困难加大，也严重挫伤市场主体的信心。

 

从最近公布的一些数据来看，7月初国内经济活动有再度受疫情影响而走弱的迹象。7月份几个大中城市出现新一轮疫情反弹、并再次出台部分防疫限制政策，相关经济活动（尤其是线下服务业）再次承压；截至7月15日，全国中/高风险地区数量分别为339个和642个，较6月30日（1个/9个）大幅增加。受此影响，7月前两周18个主要城市的地铁客流量指数同比跌幅从6月的13%小幅扩大至14%。7月前两周整车货运流量指数依然同比下跌17%。整体而言，7月前10天瑞银中国工业及投资指数同比下跌8%，中国消费及服务业指数同比下跌20%，均弱于6月（尤其是6月中下旬）。

 

所以，下半年稳增长，科学理性的疫情防控仍然是关键。一方面，要全面理解和切实贯彻中央提出的“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精神和要求。关键是两条，一是要统筹兼顾，而不能简单化，只顾疫情防控而不顾别的。二是坚决杜绝层层加码，严格落实“九不准”、纠正“一刀切”，特别是要坚决杜绝那种动不动就封城的做法，尽量减少疫情防控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干扰，对于不符合中央精神的做法，必须坚决纠正，甚至给予追责。另一方面，我国的疫情防控政策也需要根据疫情特点和形势变化，不断进行动态优化和调整。

 

2.扩内需政策要有力有效，救助扶持政策要更加突出重点

 

本轮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丝毫不亚于上轮。而且，从对消费者信心和企业预期的冲击来看，更有甚于上轮。稳增长，首要的是提振市场主体的信心，而要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不仅要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更需要促进需求恢复，让市场主体有订单，有收入，有钱挣。为此，首先要继续抓好已出台政策的落实，包括贷款延期付款政策、稳岗保就业政策、降成本政策、购房信贷政策等。从前不久国务院大督查反映的情况看，需要进一步优化落实。其次是在统筹好当前与长远、短期扩内需与长期增后劲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扩大投资需求力度。把扩大投资需求聚焦在看得准的、早晚都要干的、不会留后遗症的投资项目上。比如重大水利工程、绿色低碳能源设施、中西部交通基础设施和5G、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加强城市更新、农村基础设施、生态修复重点工程建设，加大对制造业数字化、低碳化改造的支持力度，等等。另外，针对特殊群体，适当发一些消费补贴，也不失为一种有效举措。为此，有专家建议，在现有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适当扩大发债规模。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国家财政的发债空间问题。

 

我国的财政预算包括四本账：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通常说到财政政策实施空间或收支平衡问题，主要是前二者，即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一般公共预算的主体是税收的收支，而政府性基金预算的主体，是土地出让金的收支。

 

根据最近财政部公布的数据，6月份以来财政收支状况有明显改善，但财政面临的困难依然是比较大的。

 

一般公共预算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为增长3.3%，按自然口径计算为下降10.2%。其中，全国税收收入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为增长0.9%，按自然口径计算为下降14.8%。而支出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5.9%。

 

政府性基金方面，上半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28.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31.4%。而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31.5%。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比上年同期下降6.4%。

 

由此可见，收入下降和支出刚性增长，的确是当前的一个实际情况，也是一个突出问题。

 

如何解决呢？无外乎有以下几种渠道：

 

一是财政赤字空间，还能不能提高赤字率，提高到什么程度。去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今年赤字率是2.8%。长期以来我们参照的是欧盟标准，赤字率不超过3%。2020年，为应对疫情冲击，我国把当年赤字率提高到3.6%，属于首次突破3%。赤字率在国际上有两种算法，一是窄口径，只计算一般公共预算的收支缺口，我国采取的是这种算法；另一种是宽口径，即不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的收支缺口，还包括政府基金预算甚至社保基金预算的收支缺口。不论以什么口径衡量，我国的赤字率都是相对较低的。比如，根据IMF公布的按宽口径计算的各国赤字率，从2017年到2019年，我国为3.8%、4.7%和6.4%，2020年4月发布的《全球财政监测报告》中预计2020年中国赤字率为11.2%，低于美国（15.4%）、南非（13.3%）、加拿大（11.8%），但高于巴西（9.3%）、法国（9.2%）、英国（8.3%）、日本（7.1%）、德国（5.5%）和俄罗斯（4.8%）。按照这个情况，如果形势所需，是可以适当提高赤字率的。

 

二是债务空间，还有多大的发债空间，包括偿还能力。我国的债务管理分年度发债指标管理和债务余额限额管理。年度发债指标用完之后，还有两项空间，一是往年没有用完的发债指标结余，可以继续使用；二是下一年度发债指标的40%，可以提前使用。去年专项债发债指标是3.65万亿，已经用完，所以能够使用的空间，就是往年结余和下一年度的发债指标。目前不掌握具体数字，但空间是有的。

 

三是从国有资本预算中获得支持。这是我国的一个庞大而独特的优势，必要时也可以变现一部分来支持整体经济的恢复与稳定。

 

除了债务总量空间外，调整债务结构、创新债务使用方式、提高债务资金效益，也是重要途径。今年3.65万亿的发债规模，金额是很大的，从金额看是够的，但主要问题是专项债有比较苛刻严格的现金流和未来收益的要求，地方反映不太好用。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讨论怎样让不好用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好用起来，怎样扩大范围和适当放松一些条件，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挖掘空间。

 

还比如最近一些媒体报道的，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或贴息建立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就是一种把财政资金与社会资金相结合、放大财政资金效益的探索，值得尝试。

 

当然，需要强调说明的是，现阶段，对于促进经济稳定恢复而言，虽然财政资金的持续支持是十分重要的，但更关键和更根本的，是科学的疫情防控，是让经济运转起来，让企业有订单、有收入。

 

3.宏观调控政策要高度重视结构政策与总量政策、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

 

这一点对于当前稳增长来讲尤为重要。现阶段，无论是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房地产去杠杆控风险、调整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还是环保巡视、培训机构整顿等，都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须之策，但这些比较长期的结构性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具有短期促进或抑制增长的作用，因此，在执行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这些结构性政策的短期影响，做好统筹兼顾和宏观平衡，尤其要避免形成短期冲击的叠加效应。不论是低碳转型还是降杠杆、控风险，都涉及产业的升级、结构的优化甚至产业重组，都需要经济主体逐渐调整。既要周密规划，又要稳步推进，既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又要防止急躁冒进、操之过急。另外，要注重方式方法，尽量采取有弹性的经济的解决方法，避免运动式的简单粗暴的举措。实际上，中央已经高度警觉这个问题。在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除了对今年工作思路、重点任务等作出部署外，还就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阐述，包括共同富裕问题、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问题、初级产品供给保障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问题、碳达峰碳中和问题等。这在中央经济会议这种年度工作会议上是不多见的。

 

4.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今年重点工作任务，第一项是宏观政策和经济稳定，第二项就是改革。这在近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多见，足见中央对深化改革之重视。的确，当前不论是促进投资需求扩大内需，还是增强企业活力应对供给冲击，也不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内外循环，还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补齐发展短板，都需要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虽然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特别是“放管服”改革，我国营商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但调查发现，还存在诸多影响发展和预期的深层问题有待解决。相关调查显示，企业预期欠佳，与相关政策不够透明、不够稳定，可预期性低，企业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等有密切关系。因此，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仅是我们激发内生活力、增强发展动力和应对内外冲击的根本对策，也是改善预期和提升信心的关键举措。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打通经济循环各类堵点，就能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从容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实现稳增长的各项预期目标。

 

作者：张军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

文章来源：: Economics一克纳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