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我们既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做好当前经济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又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现代产业体系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一个不断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并且具有时代领先性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其不仅要适应经济发展阶段要求、自身比较优势变化以及顺应国际产业发展趋势，而且要有持续创新以及催生新兴产业的能力。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建成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成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中短期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我国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当前国内经济循环不畅的主要原因是供给难以适应需求转型升级的要求。要实现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就要着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从长期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产业体系整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卡脖子”问题日益凸显，疫情冲击也暴露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风险隐患。在此背景下，需不断推进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更好保障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

 

 

我国拥有强大的产业规模优势和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且从三次产业结构和各产业的内部结构看，都呈现出明显的高级化特征。同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方兴未艾，能够不断为产业发展变革注入新动力。但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要求看，仍需解决好目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是产业体系完备与产业基础能力较弱之间的矛盾。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尤其是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以及基础软件等配套领域的能力不足，难以支撑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优势。

 

产业基础领域往往要求产品具有更强的专业性、精密性、耐用性和稳定性，需要企业专注于细分领域持续深耕。在以往的规模扩张阶段，我国产业发展主要追求在短期内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许多企业没有将资源和精力聚焦于细分领域的自主创新，导致产业基础能力与国际领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二是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链控制力较弱之间的矛盾。在现行评价标准下，我国产业结构呈现明显的高度化特征，即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高，三次产业内部的现代农业、高端制造业、科技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高端产业占比也快速上升。同时，我们依然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产业标准话语权较弱等问题，高端产业领域中多数企业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中低端，缺乏对产业链的控制力和话语权。

 

现代产业体系是在全球资源配置体系下运行的，全球分工已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转变，分工模式也由产业分工、产品分工拓展为技术分工和知识分工。我国现行的产业结构评价标准更多关注产业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背后更加复杂的技术分工和知识分工。例如，虽然发达国家将高端产品零部件外包给我国企业制造，但其中较少包含附加值高的关键零部件，或者制造零部件的关键装备仍需进口。即便我国企业能够承担关键零部件的制造，但从知识分工角度看，依然难以掌握核心试验数据和概念设计等关键知识，也难以开展原始创新活动。这些问题都值得重视。

 

三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与数字产业传统产业融合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在数字经济时代，现代产业体系应当是互联化、智能化、共享化的投入产出体系，其产业组织特征也应表现为以各类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大企业主导生产服务、中小企业有序协同。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的同时，仍存在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不充分问题。

 

一方面，大部分中小企业数字基础薄弱，多数仍停留在信息化初级阶段，数字技术尚未得到普遍应用。另一方面，权威标准较为缺乏，数据互通性较差。传统产业应用场景复杂，涉及种类繁多的生产装备，各种网络协议、工业协议和数据格式之间缺乏权威的统一标准，使得数据之间难以兼容互通，也就难以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

 

这些问题使得现代通信、智能装备等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难度加大，企业也难以依托平台实现对数字技术的有效吸收和应用。

 

 

针对目前存在的这些突出矛盾，需采取有力举措，在加快推动产业基础再造、增强产业链控制力、促进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等方面切实发力。

 

一要积极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产业基础再造。着力构建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切实转变观念，鼓励企业在细分领域做精、做深，推动中小企业朝“专精特新”方向发展；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产业链生态环境，尤其是帮助其建立与大型企业之间的合作联系，塑造其在产业链条中的互补性功能定位；助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市场需求，为其创新技术、产品的商业化和基于应用的后续成长迭代提供机会。

 

二要发挥国有企业在补链、强链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对战略性产业链的控制力。我国需要增强自主可控能力的产业恰恰是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如果购买引进的传统路径遭遇阻碍，那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坚持自主创新就成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主要路径。应聚焦重点领域，以重点保障战略性产业链自主可控为目标，基于市场原则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同时把握好自主可控与竞争效率的平衡。一方面，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开展重点产业筛选、产业分层分类、产业链短板梳理等工作，为集中力量补短板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创造条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引导不同规模、各类所有制企业在创新生态中承担相应的任务和角色，更好激发产业体系的创新效率和活力。具体来看，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可重点攻关那些需要长期投入和累积基础的技术领域，依靠累积性创新优势破解“卡脖子”难题；中小企业可以发挥在细分领域的专业化优势，主要承担配套产业和其他细分领域中具有颠覆性的创新任务。

 

三要以互联网平台为抓手促进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数字产业本身就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在融合发展过程中能够实现相互协同、共同演进。传统产业可引入数字技术，将数据、信息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同时又可以为数字产业提供大量应用场景和反馈数据。在此过程中，互联网平台发挥着连接主体、归集数据、汇聚应用软件等关键作用，是促进产业融合的重要一环。对此，要大力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云服务平台、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帮助中小企业搭载低成本的基础性数字化软件，使中小企业更好融入互联化、智能化、共享化的现代产业体系；要尽快推进通讯协议与标识标准的统一，规范各行业在互联网平台应用领域的指导准则、技术标准、管理规范等；要注重提高互联网平台的安全保障能力，构建平台标准与行业秩序规范，增强平台的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

 

（作者：吕铁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