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创纪录地出现0.4%的微幅增长，下行压力甚大。究其原因，多数判断都指向严苛的清零防疫政策阻滞了部分经济活动。只是，中国经济放缓的态势并非现在才有，早在疫情出现以前就开始显现，难点在于，当下的下行压力与反反复复的疫情冲击叠加（此前中国最高层的定调说法是“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重合），曾经被潮水掩盖的问题逐一开始暴露，村镇银行、新建楼盘抵押贷款等一些可能关系到金融稳定的领域也险象丛生。

 

 

近日，FT中文网音频主编林汇栋专访了北京大学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他曾于2015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担任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目前还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等社会职务。他早年间也曾在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等出任过高管职位，是一位对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都非常有洞见的著名学者。

 

村镇银行兑付危机可能影响到中国的金融稳定吗？

 

林汇栋：我们最近关注到村镇银行的事。根据官方表态，发生在河南的一些村镇银行取款难问题，先期开始垫付五万元以下额度存款提取，也将逐步开始对五万元以上存款给予垫付。请问您是怎么评判这件事及其影响的？

 

黄益平：这段时间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体系也在发生一些改变。确实，在过去几年已经看到，金融风险有抬头的趋势。从大的背景来看，我觉得可能现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也就意味着原来的一些习以为常的做法要发生改变。在经济结构调整大的变动过程当中，风险会增加，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方面的原因。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可能跟现在经济出现的一些特征有关。国际清算银行曾经提出过“风险性三角”，“风险性三角”是讲增长速度放缓、杠杆率明显上升、政策空间在收缩，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可以想象风险确实比较高，金融风险比较多一些。我想，用“风险性三角”来描述我国现在的情形，应该比较适用。我们确实增长速度一直在不断回落，杠杆率经过全球危机和新冠疫情以后，已经明显抬升，这也是事实。从政策空间来说，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肯定不像过去那么宽松了，所以确实也导致金融风险上升。

 

最后一个原因，我觉得其实是处置金融风险的机制在发生改变。过去，一出问题就是政府兜底，但现在长期来看显然不能持续，所以将来更多要有一套金融监管体系、国家金融安全网来处置这些问题。但是，现在正在过渡的过程当中，所以有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区域性、地方性风险爆发。换句话说，以前也不是没有风险，但以前有风险，政府马上就给兜住了，所以没有爆发出来。

 

具体到刚才提到的村镇银行，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普遍，中小银行有比较普遍的一些问题，村镇银行可能是比较突出的代表。现在中小银行风险比较大。

 

首先，因为这些年政府一直在鼓励大家做普惠金融，其实有很多行政性的监管要求。实际上，对于很多地方的中小银行来说，这个业务空间受挤压的态势非常明显。现在大银行也都在使劲地做中小企业贷款，但是做的时候，市场一下沉，往往把当地最好的中小企业都给拉走了，因为它的资金实力雄厚，资金成本比较低。剩下的这些中小银行的业务还要继续扩大，风险就会增加，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现在有一些数字技术、新型互联网银行，也从另外一边来挤市场。总体来说，中小银行不断在响应政府的号召，增加普惠金融服务，当然是因为两边都受到了挤压。但同时，又因为经济现在不太稳定，所以中小企业其实本身也不太稳定，这个业务的难度会有上升。

 

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中小银行都是在一个区域，有很多是在一个县，甚至更小的范围。其实在当前这种经济金融不稳定的环境下，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是，风险很难分散。比如说，一个地方出问题，因为规模很小，其实很难把风险分散出去，把鸡蛋放到不同的篮子里。而他们往往就在一个篮子里头，经济一不稳定，问题就比较大。

 

我们国家的中小银行还有一个问题，是没有退出机制。你看美国有8000多家银行，很多都是单体银行。其实也很动荡，但是相对稳定，就是你能做就做，做不好你就退出。我们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真正退出的机制。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会造成我们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高。

 

还有一点，也是跟前面我提到的监管框架在转型有关。我刚才提到的是怎么处置风险的问题，但其实我们过去有一套监管框架，但对很多中小银行来说，很多监管并没有真正的落地。规则是有的，但很多规则没有真正做到位。

 

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中小银行、农商行和城商行的问题，就是大股东乱来，董事长乱来，实际上这是规则不允许的事情，但好像这个现象比较普遍，造成了很多风险，就是监管规则没有真正落地。听说这次河南的村镇银行所犯的事情比我刚才说的还严重，有很多不是违规操作，完全是乱来。在系统上面自己套一套系统。这些问题有很多我觉得可以追责，可以上司法程序，但从大的宏观层面来反思，当这些违规、违法的事情比较普遍的时候，要对我们的监管规则，尤其是落地做一些反思。

 

林汇栋: 中小银行，就像您之前讲的村镇银行，银行股权结构比较复杂，也比较容易被控制。从声誉或者是风险角度、市场来判断的话，这次事件会不会影响到大家对其他中小银行的普遍看法？

 

黄益平: 问题肯定有的，但实际上，从村镇银行的这个角度，当时设立的时候其实有一条要求，要有持牌银行去控股或者是作为最大的股东。就是必须有一家正规的银行持股办村镇银行，然后吸引其他的投资者进来，但最大的股东必须是那家银行。

 

按这个规则来说，是有一些设计，保证最大的那家机构懂银行业务，也有最大的发言权。当然，在设计当中，因为当时鼓励很多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机构，所以也确实吸引了很多资本进来。但显然在最后落地运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举个例子，这家发起银行有没有真正发挥发起银行的责任？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股东变成一个操控者？这些问题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但从总体上来说，意味着我们对中小银行的管理、监管、治理等需要做一些系统性的思考。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两家村镇银行，一两家农商行，城商行的问题。

 

林汇栋: 刚才您谈到了区域性，这次风险之所以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可能与通过互联网平台来跨区域经营业务，吸收一些存款之类的情况有些关系。类似做法是否符合现在金融监管的要求和思路？

 

黄益平: 显然不符合要求。在平台上，做的所谓的卖存款，后来发现其实钱拿来了，他也不是真正卖存款，而是做了其他的产品。那我想，肯定是不符合监管要求的。

 

这提醒我们，任何技术，包括数字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国家在过去这些年，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问题时，数字技术发挥了很多正面的作用。一方面，帮助他们获客触达用户。另一方面，用大数据分析来做信用风险评估。两个结合在一起，帮助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但技术就是技术，看你怎么用。如果好好用，可以发挥正面的作用，如果不是特别好地使用，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们过去是有教训的，比如P2P，也是用了一个平台吸引了很多投资者、借款人。但最后金融逻辑没有落到实处，就是缺乏一个信用风险管理的手段。信息中介业务其实是做不下去的，在这样的例子中，一些小银行通过这些平台获取资金，而且没有按照规则做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同样的一个技术，用好了可以帮助长尾效应，可以帮助获客。用不好引发的风险也会成倍增长，所以最终就是任何金融创新最好都要讲一个金融逻辑，创新是好还是不好？要讲一个逻辑，逻辑的核心就是有没有有效的风控手段。

 

林汇栋：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一向被称为资金蓄水池的中国房地产行业，现在仍处于最艰难的时刻，恒大系及融创等大公司的债务都会对给中国的金融体系造成潜在压力，加上近期也爆发了一轮烂尾楼业主决定集体停贷的讨论。各方正在研究，要不要免除他们停贷期间的利息。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和房地产行业之间的互动关系？

 

黄益平：房地产确实比较复杂。客观来说，过去，房地产行业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很多专家分析，房地产本身和相关的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为25%到30%之间。另外，在我们国家，人多地少是客观事实，所以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都要去买房子。在很长时间内不可改变，买了房子就能涨。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老百姓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储蓄还是比较多的，但有储蓄，除了放银行、买房地产外，没有其他的好的投资的渠道。相当于把资金集中到一个方面，房价泡沫的风险比较高。决策层也比较担心，因为房价如果泡沫很大的话，会影响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和创业。从长期来看，有可能会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

 

现在的问题可能是，市场已经有一些风险，但怎样处理风险？从这个主观意愿来说，当然希望软着陆，不要出现泡沫一下子崩了，因为牵制面非常广。除了我刚才说的对GDP增长有影响，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也非常大。一方面，很多钱给了房地产开发商做按揭贷款，如果行业出现问题，将来这些贷款的质量都会有问题。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一半以上的贷款是抵押贷款。抵押贷款是什么意思？就是用房子，基本上以住宅为主，到银行贷的款。所以一起考虑，潜在的金融风险确实比较大。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平稳地走过去，不要对经济增长造成很大的冲击？

 

我觉得，可能各地政府现在面对的一个难题是，不能让房价再涨了，但是如果这个房地产行业不活跃，今年保增长稳增长的压力会非常大。但如果是再往上走呢？感觉下一步的风险也会变得更大，所以确实是处在一个非常难的境地。

 

如果现在的趋势维持下去，肯定会出现比较大的困难，需要判断是不是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如果只是一个局部的个别行业，尤其是个别企业的问题，那么就让局部风险得到释放，实际是让整个系统变得更稳定的一个做法。但如果是系统性的问题，那恐怕决策部门、监管部门可能是需要想些果断的措施，起码防范风险迅速蔓延和扩大。至于具体怎么做，比如说央行能做什么，财政能做什么，监管能做什么，我也没有特别具体的想法。但我觉得不能让现在这种态势蔓延下去。如果蔓延下去,后果可能比较严重。

 

下半年，中国经济是不是自动就能变好？

 

林汇栋：我们已经看到二季度中国经济只增长了0.4%，但是疫情并没有突然销声匿迹。现行清零防疫政策下，如何保证下半年的经济增速达到预期？

 

黄益平: 得看这个“预期”是什么意思。如果预期说的是年初定的全年增长5.5%，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困难了。但如果是到下半年回归到增长大概是5.5%左右，那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当然了，正如你所说的，疫情如果出现反复，尤其像这种严重的反复，对经济活动肯定还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我对经济形势总体的看法是，第一，如果今年下半年不再出现大的疫情反复，那么全年的增长估计在4.5%左右，也就是比原来全年的预期低一个百分点。但可以理解，因为第二季度的经济缓慢增长是年初时没有料到的，出现了疫情反弹。虽然今年碰到的新问题也比较多，包括俄乌冲突、美联储加息，再加上现在的疫情反复，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这个问题——只能假设下半年新冠疫情不再对经济活动出现很严重的打击。实际上，去年疫情还是在一些地方，在不同的时期有出现，但大格局上面，没有对经济增长造成严重的打击，所以如果保持过去那种状况，增长复苏可以期待。

 

但至于说，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具体的措施，我大概认为有三点：第一点，当然是防疫，希望不出现大的疫情。但如果出现疫情，有没有办法，有没有能力把对经济活动的限制控制到最小？这是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

 

第二点，需要采取支持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从第一季度的数据来看，GDP增长4.8%说明什么？说明即便新冠疫情没有对经济活动造成非常大伤害的时候，经济增长的态势也是偏弱。4.8%低于5.5%，是不是从政策层面来说还是应该采取一些新的措施来支持增长？现在也听到不少专家担心下半年会不会刺激过度，这个问题当然值得关心，但就眼下来说，我觉得主要矛盾可能还是需求不足，这时从宏观层面应该采取一些措施。

 

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现在比较关注微观层面的风险。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应该说是会慢慢复苏。但在这个复苏的过程当中，我有点担心微观层面的一些风险，从中小企业的层面来看，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订单？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他们有没有足够的收入？这是第二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一开始已经讨论了这些中小银行。我们先不说管理和风险问题，就是能不能持续获得还款？因为在过去几年，发了很多的中小企业贷款，中小企业贷款在2020年增长了30%，去年是24.9%，今年最新的数据大概是23%多一点。

 

在经济不太好的时候，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发了这么多，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很强的政策特性。银行响应政府的号召，稳经济，支持中小企业，这些当然都非常好。从企业的层面来说，现在资产负债率已经比较高了。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订单？如果没有足够的订单，没有足够的收入，是要还本付息，是有压力的。从银行的角度来说，这些钱能不能收回来？如果收不回来也是风险。所以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中低收入家庭，还是中小银行，微观层面的风险，我觉得值得高度关注。核心问题就是现金流的问题，当然也有资产负债表的问题，但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现金流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政府要采取一些措施，可能需要关注这些层面的问题，不要让现金流断裂，成为新的经济风险。

 

林汇栋：去年在教培行业、平台型互联网经济方面、房地产行业的监管整顿，现在看来体现了一种合成谬误的效果，主要打击需求。如今，好像刺激经济比出台限制政策要难得多。在您看来，现在还能做些什么？在加大金融政策和工具的支持力度方面，有何建议？

 

黄益平：这个问题反映的就是2021年经济下行的速度非常快，尤其是下半年，跟两个方面的政策有关。其实，去年上半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非常强劲，因此后来宏观刺激政策的退出就比较快。货币政策开始慢慢收紧，财政在上半年的时候不但没有赤字，还有了盈余。总体来说，原来的宏观政策对增长的这种刺激作用很快就消减了，对经济下行有推动作用。

 

另外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去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很好，大家感觉增长复苏没有问题，所以要抓紧时间窗口推出一些结构改革的措施。比如，平台经济的治理，教培行业的整顿，能耗的双控，包括碳排放目标，和采取共同富裕的政策。几乎所有这些政策，绝大部分我觉得能理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需要做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提升经济质量。从大方向上来说没有问题。

 

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长期政策短期化，系统性战略碎片化，这样的一些合成谬误。其实到去年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些问题，所以开始慢慢地拐弯。现在看到这些政策，也都在开始转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年稳经济还能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还可以继续从刚才的两个大类来看：第一个就是宏观经济政策，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措施，或者说有一些措施能不能尽快落地？这是一个方面可以做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有很多人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些结构性政策纠正、政策偏误、合成谬误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如果对平台经济打击太大的话，那么实际上会造成很大的短期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

 

原因就在于，这个行业的信心一下子下降很多。我们从去年年初开始实行对平台经济的强监管政策，我觉得出发点是好的，出现一些不规范的行为，所以要规范。但是，目标还是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如今实际造成的结果就是，整个行业的信心下降形势非常明显。我们看到整个平台经济，各个行业到现在为止都在裁员，投资也在不断地减少，很多头部平台的创始人在退出。这个环境下，行业当然就很难活跃，而平台经济现在可能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行业之一。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能采取一些措施？我觉得，可以考虑采取一些措施来稳住这些行业的信心。这样的话，经济活动上，短期政策和结构性政策需要同时采取措施，把信心给稳住，这样经济才能火起来。

 

平台经济治理，转弯应该说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经开始准备慢慢调整。到4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后来5月份政协的会议，都释放了非常明确的信号：专项整治告一段落，将来的监管变成更日常性的。我觉得都非常好。如果能在平台经济领域，有一些更具体的举措，对某些平台的整治结束以后，比如对他们的上市或者对其他活动有支持政策，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给市场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整治真的结束了，要支持这些平台继续创新。这些措施对于稳定市场的信心至关重要，我相信对稳经济也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林汇栋：FT近期报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现，现在很难从银行和机构投资者那里借到钱，所以越来越多地被迫向散户投资者提供高利率来融资。地方融资平台转向固收理财产品，是不是带动提振经济的可靠和稳定方式？

 

黄益平：这个具体问题我没有了解过，但我的理解是，地方的负债可能从广义上来说，不仅仅是政府直接的负债，也包括这些平台的负债。中央政策的总体方针当时的说法应该是“开前门关后门”，就是各种其他的一些渠道慢慢可能要开始关闭。刚才讲的现在不能从银行借钱了，从其他的固收渠道去筹集一些资金。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比较容易理解。因为现在其实地方政府的资源变得越来越少，财源越来越少，但是事权还是很多，所以还需要做很多事情。但如果平台通过直接的渠道去融资，我是能表示理解，但也觉得潜在的风险要高度关注。

 

林汇栋：您在北大的课很受学生们欢迎，我们来谈谈与他们直接相关的，中国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年轻人失业率高企的情况吧。您认为风险有多大？

 

黄益平：从大的背景来说，当然是因为这几年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行，所以对就业的需求肯定有所减缓，能够理解。但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结构性的问题，这些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是越来越高了。

 

我刚读大学的时候，每年毕业生大概也就是几十万，现在都已经是上千万了。一下子出现在总体就业市场不是特别强劲的情况下，有可能对年轻人的就业解决起来难度更大，因为他们毕竟都没有经验，而且年轻人对就业机会也有他的需求。我觉得从大的方向来看，还是要从提振经济总的活跃度来缓解问题。

 

从结构方面，将来对学生的培养能不能更加有针对性，增强他们对工作的适应性，这些工作是可以做的。但是，我觉得从经济学的分析角度来看，更重要的问题还是经济更活跃些，比如刚才说到的平台经济，平台经济过去雇佣了很多人，包括专业的和一般的、白领、蓝领，甚至一些金领的，是非常庞大就业队伍。但我猜测这两年他们的需求不像过去那么强劲，这对市场也是有影响的。所以从总体来看，还是应该从提振市场信心，提振市场的经济活跃度来解决就业的困难。年轻人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失业率相对比较高，据说这是一个季节性的现象。但是，如果一直是这样，那就说明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既有一个宏观问题，也有一个结构性问题。

 

国际环境动荡，利差逆转影响几何？

 

林汇栋：好像大家现在都很期待中国经济下半年只能增长，而且还得跨越式报复性增长。但是，中国的这种经济情况跟美国加息与西方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相悖，又叠加了被疫情打乱的中国经济复苏周期。从货币政策角度而言，中国需要如何处理当前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黄益平：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如果欧美真的有所谓的滞胀风险，甚至说美国进入衰退的风险，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事情。过去这两年，出口对我们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比较突出的，如果他们的经济不好，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一个负面的消息。

 

另外一方面，他们现在面临比较大的通胀压力，所以美联储要大幅度加息，大概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预期，通胀压力也非常高，这对我们来说确实造成一定的压力。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肯定还需要适度的宽松，来支持稳增长，那么美联储加息对我们央行的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肯定会造成一定的挤压。因为美联储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央行，它收紧货币政策，会减少全球市场的流动性，在一些国家会造成资本外流，甚至货币贬值。对我们来说，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压力。我倒并不认为这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灾难性的影响，但有一些国家是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但对我们来说，会使得我们人民银行到底货币政策还能宽松多少，造成一定空间挤压，这是肯定的。

 

林汇栋：相对两个周期之间的关系，利差逆转您怎么看？

 

黄益平：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国内很多专家好像对这个问题不是特别担心。我可能相对属于有一点担忧的人，我觉得利差逆转对各国的资本流动还是会有影响。我们国内一些专家的看法是，不用担心这个，首当其冲把经济给稳住，利差的问题就不那么重要。这一点我是同意的，如果我们能把经济搞到非常强劲，利差大一点小一点，其实就没那么重要。但问题是，在其他条件都给定的情况下，利差逆转肯定会有影响的。而且，我们现在并不特别确定经济能不能搞得非常强劲。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担心的一个问题。

 

但我不是特别担心风险的一个原因是，最后如果出现问题，还有一些资本项目的管制。如果实在需要，可以通过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这样的话国内货币政策的空间一下就大了。我刚才一直说，美联储大幅加息可能会挤压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那不就是担心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嘛。这实际上是过去这个蒙代尔三元悖论讲的，资本自由流动会影响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我觉得如果货币政策独立性很重要，稳增长至关重要，首当其冲，那我不排除在短期内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这其实就是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做的事情。当然，我也并不预测说他们现在就会干这个事情，但我的意思是，如果真的有压力，这是可以选择的一个方案。

 

林汇栋：这两年中国确立的一个大方向就是加大金融开放，包括中国想利用海外资金发展本国的ETF市场。您认为经济下行压力会给金融开放带来何种推力？

 

黄益平：我觉得开放肯定是要坚定不移的往前推，但与此同时，我觉得稳定也至关重要。如果看过去几十年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教训，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完全准备好就放开了，最后造成了金融危机，这在发展中国家比较普遍。为什么要放开？道理也很简单，我们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放开了有很多效率提升，甚至可以帮助更好的管理风险。这样的一些好处，所以我们肯定要往前推。但是在推的过程当中，肯定要高度关注风险。因为开放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经济变得更好。但如果风险变得很大，那可能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直说，要稳健的推进金融体系的开放，方向是肯定的，但前提要维持稳定。

 

刚才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对开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总体来看，在国内经济不是很稳定的时候，可能决策部门会变得相对谨慎一点。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点，看放开的是哪一些部门。比如，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其实就是外国的金融机构到中国来做，或者中国的金融机构到国外去做。对于金融稳定的影响相对有限，可能就不受影响，或者影响比较小，但仍然可以继续往前推进。但是，比如对于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相对来说可能就会变得更谨慎一点。所以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不同的领域的开放，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对风险的含义是不一样的，采取的态度可能也有差异。

 

第二点，过去这十多年来一直讨论一个问题，过去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放开了，最后酿成了金融危机。其实，过去在国际金融学界有一个共识，要在宏观经济非常好的时候开放，这个时候开放了之后就会比较稳定。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候开放，会不太重视那些潜在的风险。比如，过去说宏观经济条件比较好是什么？就是经济增长很强劲，通胀压力不是很高，外债比较少，经常项目有很多逆差等等。在这种时候，放开来会看到很多外资流入，因为大家觉得经济很强劲，决策部门也会觉得国际投资者很喜欢我们的开放政策，因为他们都用脚投票来到国内来投资。但是，后续发现很多金融危机都是从这样的一个好的故事开始的。因为宏观经济金融体系很强劲很稳建，外国投资者进来，大量的资金投入，逐步的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比如，外债过高了，资本流入很多，货币就过度升值了，甚至一些资产泡沫等等。等到某一个拐点一到来，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所以现在也有一些专家说，经济不是最好的时候考虑来开放，反而会日常就关注比如资本外流的风险有没有？进来的时候是不是速度比较好？也许是一个更加好的保持稳健开放的一个时机。我说的第二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经济下行会让人变得更加谨慎，但也不见得说经济下行就一定不是一个持续推进开放的好时机，其实有两面性。过去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就是，专门找宏观形势特别好的时候开放，但最后更容易爆发风险。

 

林汇栋：在金融科技变革方面，尤其是数字资产，欧美一直在发展，中国则相对来说限制比较多，也还在研究当中。您觉得中国在加密货币和数字资产方面如何与世界融合及规避风险？

 

黄益平：我们的决策比较清晰，就是限制私人加密货币的交易和使用。但是央行采取了比较积极主动的态度措施，来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这大概就是现在一个基本的政策立场。为什么这些加密货币不能在国内公开的交易和使用？主要的一个担忧是，因为现在反洗钱反腐败的政策压力还是比较大，包括还有一些资本项目的管制，如果完全让这些私人加密货币在国内可以公开的交易，公开的使用，会造成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反洗钱反腐败和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也可能变成形同虚设。

 

所以目前的选择还是不让私人加密货币在国内自由的使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内的个人就完全没有用（它），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从反洗钱反腐败，维持金融稳定的角度来考虑，现在没有让私人加密货币使用，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其他问题没解决的时候，放开了，有一点像刚才讲的风险问题，把不住，放开了，那后果很难预料。但是，央行在很积极地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和推出，甚至在国际上是领先的。我想他们的思路就是中国肯定不愿意在这样一个领域缺席，但是目前的主要的参与者是官方机构——央行，而不是私人部门。

 

林汇栋：被认为跟中国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国家，比如斯里兰卡最近陷入了债务问题，国内也出现一些政局动荡。虽然中国拥有了一些港口，但是就债务而言并不是当地最大的提供国，很多国际组织也参与其中。但是很多人都担心，这是否会让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战略受到波及？比如，一带一路或者人民币国际化，是否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黄益平：我觉得这应该不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拓展我们新的国际经济合作的范围和空间，同时如果有可能，帮助当地发展经济。这样的一个初衷，我觉得是不会因为出现一些问题而发生动摇。但是至于在具体的做法上，有没有将来改进的空间？有没有可能做得更好一些？我觉得这是可以讨论的，而且这对我们来说，对外做投资也好，其他经济合作也好，实际上也是刚刚开始。在实践的过程当中，积累经验，做得更好。这跟过去改革开放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很类似的。我们也有独特的一些经验，比如过去很朴素的叫“要致富先修路”，其实就是讲基础设施建设有多重要，而且我们也有一些融资支持，我觉得这些应该还会持续下去。在具体的做法上，比如，对外政策性的功能和商业的驱动活动，两者之间如何权衡，我觉得值得进一步考虑。因为除了个别援助以外，大部分的项目最终还是要赚钱，所以商业和政策的考虑两者之间要有一个权衡。

 

另外一方面，像斯里兰卡这样的事情，就提示我们，债务重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我们现在慢慢地增加对外融资或者借贷，将来这些问题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多。我们怎么跟其他国家包括国际组织一起协调？不要因为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最后产生影响。

 

总体上说，还是希望这些融资也好，援助也好，真正能帮助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个过程当中会出一些问题，也很正常，就像我们自己做银行不也会有坏账嘛。最终的根本点在于，我们能不能有比较好的办法平稳地解决这些问题。这时企业有个复杂性，第一，债务是跨国的。第二，可能也会影响跟这个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之间也有关联性，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加强协调，共同帮助解决这样的问题。

 

以上是经本网编辑刊发的本次专访文字，以飨读者。

 

作者：FT中文网订阅音频新闻主编 林汇栋 （实习生侯小丽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