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对冲全球利率上行带来的压力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全球利率走高，中国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应对？

 

　　陈道富：借助当前难得和有限的时间窗口，以我国基本面为主，稳住并推动经济复苏，激活市场主体动力和活力。具体而言，可在现有数量和结构性工具基础上，及时下调政策利率，发出积极信号，为其他政策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

 

　　刘向东：从趋势上看，我国货币政策会受到全球利率走高的一定影响，如果美联储持续加息，我国货币政策向反方向操作就会面临更大的中美利差，资本外流压力就会更大，随后货币政策可能不得不与之保持同步。在通常的经济周期中，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往往与美国的加息周期保持同步，而在此次疫情危机应对中，我国货币政策保持较强的独立性，这是因为我国疫情防控做得较好，优先恢复经济，赢得资本的青睐，因此货币政策可以保持既定节奏。

 

　　随着海外放松疫情防控而进入抗通胀的周期，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着力点仍是优先保障经济和民生，稳住经济大盘，因为国内通胀率并不高，保供稳价工作做得比较到位，从而使我国有较大的政策调控空间。当然，我国货币政策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也要适时跟踪评估全球利率上升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警惕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风险和外需的超预期下滑，适时调整优化锚定稳增长、促就业、抗通胀的货币政策措施，在加快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并促进经济恢复向好的前提下，不搞强刺激的货币政策，有效对冲全球利率上行带来的压力。

 

　　汤铎铎：首先，我国各微观经济主体要对国际经济格局变化有清醒认识，在出现亏损和损失的时候，要积极应对以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是消极等待局面自动好转。同时，也要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明显上升有所警觉，积极做好事先准备。

 

　　其次，对政府而言，欲破解由全球化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困难，核心要义在于以我为主，因时而动。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至关重要。在当前局面下，可以通过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和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管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最后，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全球经济社会进入相对动荡阶段，我国也将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外部冲击频发期。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环境会更加严苛，经济增长中枢下移，居民和企业预期转弱，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财政政策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当然，我国经济体量大、潜力足、韧性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也有很多。尤其重要的是，面对外部冲击频发，我国政府不但在政策实践上能够灵活应对，而且能够积极推动战略和理论层面的适应和变革。因此，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局面不会改变。

 

　　周景彤：中外经济周期错位，将导致货币政策的错位，增大了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未来货币政策，建议可注意以下几方面。

 

　　第一，稳增长仍是当前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受疫情反弹等因素影响，3月份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压力显著加大，目前投资、消费和工业生产等经济数据，以及新增贷款等金融数据均显示经济仍未完全复苏。近期国务院出台了稳增长一揽子政策措施，货币政策仍需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维持融资利率低位运行。

 

　　第二，更好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功能。受全球加息影响，我国或难以大幅降息降准，从总量看货币宽松空间相对受限。近年来央行创设了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总量工具受限情况下，可更好发挥结构性工具的作用，加大资金精准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力度。

 

　　第三，加大对市场异动的监控力度。近年来，我国金融开放程度和汇率市场化程度大幅提升，面对其他主要国家央行罕见的加息潮，需高度重视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对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大宗商品价格等可能出现的异常波动迹象要提高警惕。对于外部头寸较多的企业和行业，例如房地产业，要格外关注是否会出现偿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