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中美实力消长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由于上海等地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40多年来中美经济差距不断缩短的趋势很可能会一度中断，这势必会怂恿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冲动与步伐。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课题组认为，要高度重视2022年两国经济总量差距“不减反增”可能性所形成的国民信心与市场预期问题，在落实与贯彻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2022年历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既定政策与精神基础上，还须更加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紧制定在经贸、金融领域的反围堵与反制裁的预案，加强数字治理合作

 

一是以亚太区域合作应对美国印太经济框架。面对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改造和破坏意图，中国应联合东盟等经济伙伴坚持传统亚太区域合作。需加快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落地以及我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相关谈判，积极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议（DEPA）的进程，寻求《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重启和签署，确保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

 

二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统筹考虑风险与收益，对供应链各环节进行多元化、大范围布局，同时加快在供应链中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通过搭建云架构，推动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供应链体系，进而提升供应链运行效率，及时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保障供应链的稳定运营。

 

三是加快完善与提升可以绕开SWIFT系统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功能，积极地将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俄主导的“上合组织”并入到这个系统中，同时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在改善跨境支付、便利国际贸易结算等方面的作用，想办法将“数字人民币”融入这个系统，并带动其他国家一同研发数字货币。

 

四是防范美国将我国也剔除出WTO。必须加快经济内循环布局，同时将贸易发展重心向亚洲和非洲转移，尤其要加深与东盟、印度、越南这样拥有巨大潜力和规模的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合作。

 

从全球经济形势来看，目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极，数字服务贸易占比迅速上升。中美应厘清两国关系边界，坚守两国竞争对抗的下限，不断突破两国合作的“天花板”，寻求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两国数字治理合作的可能性。

 

具体来看，新冠疫情催生了线上经济的发展，基于数字技术的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共享平台、智慧出行等新经济模式蓬勃发展。在此背景下，以跨境电商、供应链数字化为代表的经贸新模式促使全球经贸的数字化程度日益加深，从而带动数据跨机构、跨行业、跨地域的交易新范式快速形成，但是，数据资源的快速增长也引发了数字本地化存储、数字安全、隐私保护、反垄断等一系列问题。中美作为全球驾驭数字能力最强的两大经济体，理应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数据治理挑战，减少数字鸿沟。

 

一方面，在全球数字治理这一重大挑战面前，多边机制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中美应积极推动全球数据治理的多边机制，参与G20、OECD等国际组织在数字货币、电子商务规则等领域的数据规则制定，共同推动出台更多具体应用场景的可操作、可执行规范；另一方面，中美应积极推动在印太地区开展数字经贸合作、推动数字治理的相关规则制定。印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很大潜力，例如印度推进农业领域的数字化、菲律宾在数据传输方面相对开放、泰国电子支付规模迅速增长、越南电子商务覆盖率扩大等等。结合数字经济协定签署的集中地、数字税等数字规则的覆盖地来看，印太地区是全球数字博弈的重点区域。中国可就数字“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数字经济战略进行战略调适，协调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利益冲突，弱化“对抗”意图，避免在印太地区形成战略对抗，争取形成由竞争向竞合转变的良性互动。

 

（二）以我为主，要加紧制定金融强国战略与方案

 

正如中美贸易争端中的关税一样，中概股几乎成为美国在金融层面打压中国的一项武器。短期来看，需继续加强与美国监管机构的沟通，就中美审计监管合作达成协议。同时要继续发挥中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作为境内企业上市地的重要作用。长期来看，需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内生稳定机制，继续推进股票注册制改革，培育出中国多层次的完善的资本市场、期货市场等，吸引更多企业在中国境内融资上市和进行期货交易，推动中国金融对国家崛起的作用，制定相关金融强国战略与方案。

 

另外，中国资本自由流动的程度需继续审慎控制，因为全面战略竞争状态下，可能更加需要独立货币政策以及稳定的汇率来调节稳定经济，中国国内外多重压力下必然需要宽松政策。中国在蒙代尔理论中的这种取舍使得中国敢于“以我为主”不跟随美国加息，同时不会面临过大的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同时，加大金融信创的推广实施力度。持续提高金融行业新技术应用和自主可控能力，对业务经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平台、关键组件以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形成自主研发能力，降低外部依赖，实现金融行业从IT底层的基础软硬件（CPU、存储、金融机具、服务器、网络设备等）到上层的应用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云平台、应用软件、办公软件等）全体系的安全、可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独立自主、安全可靠的技术基础设施。

 

（三）加快能源自主进程，制定能源替代“三步走”战略

 

解决美国对中国的能源围堵需要中国在短期实现能源替代与长期的能源独立，需要制定“三步走”战略。短期内，制定以“节煤稳油增气”为战略来应对“多煤少油缺气”的资源禀赋，在全球与西方争夺开采权，并与“一带一路”国家积极开展能源合作以逐步取代美国对中国的能源输出地位。中期来看，中国需要推出一系列的相应配套政策，涉及法律、确权以及税收等领域。重要的是制定合理的经济增速目标以防能源短缺，因为通过历史规律来看，每年的经济增长将会带来用能量的提升。长期目标则需要注重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即通过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实现能源生产完全自主可控。

 

（四）主动设置议程，逐渐引领中美舆论战的节奏

 

对中美意识形态博弈的全面化和白热化，不应存有幻想，要做好充分准备。一是全面剖析美国历来的意识形态制裁方式、手段，解构其内部逻辑，特别是其“谎言叙事”。在全社会加大宣传、教育和警示力度，提高全体人民对美国意识形态进攻和作战方式的辨识能力，能自觉解剖美国话语背后的真实、根本目的，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清楚，保持战略定力，不轻易动摇。

 

二是更加重视国际话语权之争，加强国际传播能力。中美之争不仅是意识形态之争，更是国际话语权之争、道德优势之争、全球治理规则之争。基于舆论宣传工作即时性、时效性强的特殊性，应适当放松、简化审批程序，盘活媒体、智库等各类机构，提升效率，进一步激发、释放潜能。

 

三是在防守中也要酝酿着进攻，主动攻击。在学院派研究的基础上，要进一步联系实际，以应用为主，主动设置议程，加强网络、情报能力建设，逐渐引领中美舆论战的节奏。

 

（五）对外多讲述“台独”危害，严防美国“以台制华”

 

一是尽快出台《祖国统一促进法》，对冲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旗帜鲜明地以法理推动统一，明确定义妨碍、阻拦祖国统一的行为都是违法，不作为也是违法，釜底抽薪打击台独势力。

 

二是提升军费占GDP比例，数十年来，中国军费占GDP比例保持在1.7%左右，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远低于美国水平。面对世界地缘局势动荡，军费占GDP比例有必要提升到2%左右，向世界平均水平靠近。台湾“以武拒统”、“挟洋谋独”，提升军费可以更好地达到“以武促和”的震慑目的。

 

三是针对美国恶意引导舆论，试图将潜在的两岸冲突定义为侵略，中国需加大对外宣传力度，两岸问题是中国一国的问题，不能与俄乌两国的问题类比。

 

四是针对美国不断军售等挑衅行为，中国可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对涉台美军工企业加强反制，虽然相关企业与中国的直接联系较少，但间接参股或有其他经营联系的非军事领域的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将受到很大影响。

 

（六）强化军事科技，应尽快建立独立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体系

 

鉴于俄乌冲突中出现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联合进行技术封锁的情况，我国在军事科技方面，要做好全产业链独立自主安全的准备。主要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短期内应高度关注“技术脱钩”风险较高领域的创新链和产业链安全，做好相应预案。短期内无法实现自主可控的高科技产品，需要做好必要的产品储备，避免“技术脱钩”后对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过大冲击。

 

二是从中期看应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合作与治理，扩大技术合作“朋友圈”。要减少美国对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展开科技合作的干扰，坚定走中国自己的科技发展国际合作道路。

 

三是从长期看中美两国技术竞争不可避免，应做好两国科技持久战的必要准备。特别是在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体系方面要做好应对全面封锁情况下，保证我国相关人才培养不断代，科研创新保持活力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系统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