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走向将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中美经济实力的对比变化。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日益提升，同时经济韧性持续增强，在面对新冠疫情的剧烈冲击下，展现出了很好地抵御风险的能力。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驱动的数字经济正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轮技术革命。可以说，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中国对美博弈的实力在逐步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国视为侵犯其利益。美国秉承着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固有思维，对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持有敌对、打压态度，以期维护其“经济霸主”的地位。

 

二是中美政治理念的分歧。美国基于经济军事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打着“人权”的幌子，对民众塑造霸权思维、地缘政治偏好、种族偏见等认知，长期形成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世界帝国秩序观使得美国民众对华敌视情绪有增不减。中国基于“和而不同”的理念，秉持在联合国框架下通过对话来解决各种争端，在全球化时代致力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一家”秩序观。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两国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的竞争，还有围绕观念和价值展开的关于全球政治秩序建构的竞争。

 

（一）高烈度的博弈，中美走向全面军事对抗。

 

高烈度的博弈之下，中美将走向全面的军事对抗，包括以下五种对抗：

 

一是全面网络战争。近些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持续不断对全球发起大规模网络行动，尤其是针对中国实施系统性地网络攻击。随着中国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金融、通信、交通等各领域均需要大量的网络产品和服务的支持，网络战争将是中美战争的主要战场。例如对中国的全面断网、对金融网络系统的攻击，注入病毒持续潜伏收集对方信息，破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或窃取重要数据，滥用信息技术进行大规模监控等。同时，美国的网络战争武器愈加先进。近日中国360公司完整披露了美国国安局针对中国境内目标的代表性网络武器——量子攻击平台的技术特点，量子攻击是美国国家安全局针对国家级互联网专门设计的一种先进网络流量劫持攻击技术，已经实现了工程化、自动化。特别是如果将来数字人民币大面积普及后，将会成为美国重要的攻击目标，让一个国家货币系统崩溃，在国家军事对抗中的重大意义是明显的。

 

二是全面常规战争。例如军事挑衅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加紧军事武装台湾，进而发动南海、台海战争等。近期，美国连续在南海、台海进行军事活动。在南海领域，中美两国均希望扩大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中国是南海最大的沿海国，南海攸关中国的核心及重大利益，包括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海上通道。美国高度重视在南海的海上主导地位、航行自由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在此保持着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随着双方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实力的平衡，美国认为中国将在以南海为核心的印太地区挑战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建立中国主导的印太秩序，同时一再渲染除非与美国发生战争，中国已经具有了“在任何情况下控制南海的能力”，中美在南海的竞争日益加剧，海上相遇事件数量逐渐增多。2022年3月28日，美国同菲律宾在菲律宾吕宋岛进行2015年以来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此次演习也加剧了台海局势的紧张。在台海领域，近期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局面，美国在政治、法律、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高调支持台湾当局，意图将台湾纳入印太战略体系，利用台湾全面激活同中国大陆的紧张局面，进而分散消耗中国精力，阻碍中国发展崛起的意图十分明朗。

 

三是空天战争。俄乌争端已经充分展示了制空权、制天权的重要性，因此在全面军事对抗下，制天权和制空权将很有可能是首要争夺的重点。同时，物理位置介于传统航空与航天之间的临近空间逐步成为空天战争的新战场。临近空间上接航天，下连航空，能够极大地拓展空天战场的范围与纵深，从而形成无缝的空天一体作战能力，因此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临近空间飞行器可以在早期预警、侦察监视、通信保障、电子对抗、导航定位等方面实现空天地信息的有效中继和衔接，而且由于临近空间飞行器易于实现长时间高超音速飞行，这就使其越来越成为远程快速打击武器的新宠。

 

四是核战争。中美均是拥核大国，如果中美将来出现的全面军事对抗无法调和，最终会面临核战争风险，但可能性相对较低。美国的核政策进攻性、威慑性特点明显。近几年，美国先后退出《反导条约》、《中导条约》等军控法律文书，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持续推进部署全球反导系统，谋求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导，并向澳大利亚出售核潜艇。同时2022年5月美国大肆渲染中国的核威慑风险，以强化美国的核力量。中国则始终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一直将核力量规模维持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始终恪守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明确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1月3日，中、法、俄、英、美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重申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这一原则揭示了核武器的本质是威慑，而不是用来打仗，五核国对这一基本事实的承认将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减少核战争的危险有很大的帮助。结合美国对中国的全面竞争战略来看，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中国的恶意攻击不会平息，更多会将核战争作为威慑他国的噱头，爆发核战争的风险相对较低。

 

五是认知战。美国不断针对中国政府领导力和中国意识形态体系进行网络的认知攻击，破坏中国政府的权威，分化中国社会的团结。综合美军方开源的信息看，美国清醒的认识到，不考虑瓦解中国政府组织的领导力和意识形态体系，即使解放军遭受了重创也能在强大领导体系下迅速恢复起来。因此针对中国政府领导力和中国意识形态体系的网络攻击比对解放军的网络攻击更有战略价值。美国信息安全专家利比克认为，中国高度统一的政治体系本身就是高价值的战略攻击目标，而且中国的长期稳定需要依赖民族主义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率出现波动，就可以看作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网络攻击，破坏中国政府领导力的战略机会。他认为，经济波动会导致失业，通过网络对中国的年轻人进行渗透，本身能产生巨大的网络攻击作用，其实施成本相对较低，但战略意义甚至高于直接与解放军进行网络对抗。

 

（二）中烈度的博弈，将逐步走向中美全面脱钩

 

首先是科技脱钩。对美国科技竞争战略进行分析可知，美国在对内增强自身科技实力的同时，对外谋求科技独占性、保持对关键技术的控制并抑制他国技术创新能力，即“自强”与“排他”两种思维模式共同根植于美国的科技竞争战略思维之中。近几年中国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重要机遇，实现了科技实力的大幅提高，中美之间技术优势的差距在逐步缩小，美国在科技领域“领头羊”的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基于这种背景，美国科技竞争战略中“排他”的特质愈发明显，对于中国科技崛起的防范意识逐步升温，这体现在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激进的“全面科技脱钩战略”与拜登政府在扬弃全面脱钩战略下推出的“小院高墙”的科技竞争战略。这两个科技竞争战略明确表明，在以上美国领先的关键技术领域对中国全面脱钩的决心是既定的、持久的，不会随着总统更替而调整。因此，未来以上领域的自主创新将会是我国应对美国中烈度博弈的关键。在小院高墙”策略的指导下，美国对中国科技脱钩的路径如下：美国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力度，将积累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技术性权利，对中国实施科技断供、制约中国科技产业链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将技术性权利转化为制度性权利，制定相关领域的技术标准、竞争规则，确立在该领域的绝对话语权，进而掌握科技治理主导权；另外，通过向中国传播美国在科技领域的价值观，扩大舆论影响力，动用“长臂管辖”手段，联合盟友形成国际串联，以遭受安全威胁为由打压中国技术发展，导致技术政治化现象愈发明显。但是，不排除美国在科技领域采取“先脱后钩”的竞争战略，即先断然与中国脱离关系，再重新考虑钩联的布局。

 

其次是经济脱钩。美国近年来一直在致力于转移产业链，实施产业链转移计划，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部转移，从中国撤回产业链转移到其他地区，比如墨西哥、拉丁美洲地区、非洲地区等，减少对中国在各领域产品供给的依赖；二是内部回流，支持美国的中小产业“回国”或者“迁移”。最典型的是在制造业领域，美国采取“高脱低钩”的战略，即促使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仅保留低端产业在中国。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近期出于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考虑，希望与传统基建相关的制造业重回美国。2022年4月18日，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公布了一份政策指南 ，要求联邦政府机构确保在5月中旬前，同美国基础设施法案有关的12亿美元新基建项目需要使用美国本土生产的原材料。在这份17页的指南中，白宫要求所有用于基建的原材料，无论是用于桥梁、高速公路、水管或宽带互联网的项目都要使用美国本土生产的材料，包括钢铁。此外，指南还要求联邦政府确保在工程中所使用的任何成品的大部分零部件也是在美国国内制造。相关数据表明，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只占10%左右，美国的工业制造品需要大量依靠进口，而中国与美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外贸依存度较高，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等制造业相关产品是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构成。拜登希望以基建项目为契机，加强美国制造业的本土化发展，打造“美国制造”品牌，从而逐步摆脱制造业对外部经济体的高度依赖。长期来看，这可能会对中国的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产生一定影响，同时使得中国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因此，如果中美竞争进一步加剧，美国经济形势恶化，美国在制造业等领域与中国的产业链脱钩覆盖范围将更加全面。

 

再次是人文脱钩。中美人文交流经历了正常化、系统化、困难化的阶段，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中美人文交流初期保持平稳，然而，随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发布，中美人文交流急转直下，美国在炮制“孔子学院威胁论”的基础上，在其他方面采取激进措施，比如，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的审查日益严苛，并开始公开表示要限制美国高校敏感专业的对华招生人数；对中方学生、学者、科研人员等赴美采取拒签、拖延签证申请、吊销签证、盘查骚扰等，企图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全面脱钩。拜登政府对中美人文交流可能会带来一些转机，但是考虑到中美之间的政治分歧、意识形态差异、竞争战略的敌对，美国对目前存在的中美人文交流限制措施不会完全取消，中美人文交流在短期内很难改善。

 

（三）低烈度的博弈，两国紧张关系成为常态

 

美国国内矛盾加剧，美国政客们为自身利益，转移国内矛盾，不断构建“中国威胁”，通过煽动反华情绪误导民意，凝聚团结。从美国两党的态度来看，一些涉华法案的投票结果显示，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已经在美国两党之中形成了基本共识。

 

从美国民众的态度来看，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3月的报告显示，美国两党对中国负面情绪的一致性进一步上升，有67%的美国受访者对中国持有消极看法，高于2018年的46%；有8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或敌人。同期，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在过去一年中，将中国视为最大敌人的美国受访者占比翻了一番，从22%增至45%。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将深刻影响美国政府对华的态度。

 

另外，疫情以来针对华人的犯罪案件也在加剧，美国社会反华情绪在不断积蓄。此外，美国已明确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2021年3月拜登政府出台的首份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文件——《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中国是被提及最多的国家，共出现15次，美国将与印太、欧洲与西半球的盟邦伙伴携手共同对抗中国。可以预料，中美博弈中的紧张关系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常态。

 

整体而言，拜登政府依旧认为竞争仍是中美关系的主轴，对华基本思路、对华基本战略和对华强硬姿态在短时间内不会得到改变。尽管当前美国政界与学界关于对华政策方面的看法非常纠结、矛盾，但结合目前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的布局可知，拜登政府基于“最严峻的竞争对手”这一对华认知会将会继续在某些问题领域加大对中国的挑衅力度，中美全面“摊牌”的概率在上升，如何管控“摊牌”的烈度是关键。

 

从中国视角出发，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以竞争为主、以合作为辅的“新常态”，各界应尽快适应中美关系紧张对抗的常态化。尽管中美大国关系错综复杂，然而无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还是从中国自身发展角度出发，中国都应尽可能避免以战争（无论冷战还是热战）的形式与美国“摊牌”。同时，中国也应放弃“逃避竞争”的幻想，在适应中美关系紧张新常态的同时积极寻求同美国合作的领域和机会，主动塑造中美关系，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

 

从全球视角来看，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这一时期，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各国命运休戚与共，和平与安全成为全人类面临的首要议题。一方面，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的稳定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对于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具有重要意义，没有中美两国的相向而行，就没有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其次，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将有效带动世界各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在世界范围内构建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合作体系。最后，当今世界面临新冠疫情持续反复、恐怖主义暗藏危机、气候变化形势严峻、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人类生存发展环境不确定因素不断积累，中美两国在几乎所有全球性问题上都肩负着重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