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货币政策存在掣肘，财政更需主动发力

 

国内外货币政策“松紧差”加大、结构性通胀风险仍未解除，我国货币政策宽松所面临的约束增强。一方面，继美联储后，英央行、欧央行等主要地区央行也频频“放鹰”，国内货币政策虽具备“以我为主”的空间，却难忽视政策错位对于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冲击。美联储于3月16日加息25bp，市场预期美联储2022年全年将加息225bp或250bp，并开启缩表；英国央行继去年12月和今年2月两次加息后，3月17日第三次加息25bp，本轮已合计加息65bp；欧央行关于收紧货币政策的基调逐渐转变，今年3月已宣布年内加快减少资产购买，鉴于通胀风险正不断上升，目前不排除年内加息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年初以来，国际油价表现强势，黑色系商品期货价格的中枢也明显抬升，俄乌冲突更进一步推高了主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在此情况下，二季度PPI的环比增速可能由负转正，导致PPI同比回落的速度偏缓，且不排除6、7月份PPI同比增速抬头的可能性。而CPI在“猪油”错位之下，二季度上行幅度或较温和，但在9月和12月两个时点，猪肉价格上行的同时，如油价涨至120美元/桶、或蔬果价格出现如2021年四季度的大幅波动，可能带动CPI冲高至3%左右。

 

全局性货币政策的腾挪空间缩窄，货币政策操作的重点或将转为对结构性工具及宏观审慎政策的使用，而财政政策需要在稳增长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除了扎实落实减税、退税政策安排外，还可着力于地方专项债与“十四五”重大项目更好结合。由此可缓解收益率符合要求的项目不足问题，推动基建投资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新市民”是未来新型城镇化的方向，也是未来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重要支撑。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2021年为64.72%），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2.6亿左右人口生活在城市但户口在农村，我国在实现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同等待遇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这也正是乡村振兴与“新市民”的契合点。

 

我们认为，可进一步强化财政对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城市群都市圈建设等区域战略的支持，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发展。一方面，增加公共消费，扩大对新落户人口的教育、医疗、养老和育幼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促进相关人群私人消费意愿提升。另一方面，支持重点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重点“城市群”、“都市圈”的人口承载能力，以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持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此外，在农村人口、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也将创造出可观的增量房地产购买需求，与“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两相配和，支撑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房地产投资企稳恢复。

 

 

俄乌冲突升级后，美国及其盟国对俄启动制裁，使得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局势更趋复杂，从而对中国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财政资金支持下的相关投资，将成为“十四五”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增长点。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针对提升“自主可控”能力，提出了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工程、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等系统性政策项目。其中，财政资金的相应支持必不可少。然而，财政补贴的背后也存在产能盲目扩张、投资效率低下等潜在风险。这就意味着，财政政策不仅限于提供资金，还应更加注重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多运用市场化手段指导财政资金使用，并强化事中、事后绩效监管，推动产业、科技高效升级。

 

 

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相对有限的人均医疗资源，现阶段我国疫情防控仍坚持“动态清零”策略。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末我国人均医疗卫生支出535.13美元，仅占同期美国、日本、英国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的4.9%、12.3%、12.4%。2019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35%，而同期美、日、英、法、德的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分别为16.77%、10.74%、10.15%、11.06%、11.70%。截止2017年末，我国每千人床位数4.3，低于同期日本的13.1、法国的6.0和德国的8.0。研究数据表明，德国、美国每十万人ICU病床数量达到25 个以上，而我国大陆每十万人ICU病床数量仅为3.6个。

 

财政支出可以向医疗基础设施领域进一步倾斜。一是，加大对中西部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的资源投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和医疗设施的覆盖度。二是，加大对新冠疫苗和特效药物的支持、推广力度。这将有助于中国在防疫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更游刃有余地应对中国与海外在疫情方面的“开放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