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主要手段，也是实现工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多年的环境政策实践和研究表明，由于环境污染的强负外部性特征，以往仅靠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模式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与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旨在加强多主体参与环保的积极性，提升环境治理效率。环境信息公开是形成环境治理“全民共治”新局面的重要前提，也是中国新一代环境规制工具的重要内容，对其污染控制效应和经济效应的评估是目前经济学和环境学领域关注的研究主题。

 

区别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尽管不对企业的排污行为构成直接约束，但通过暴露企业真实污染量以及提高排污企业被环保部门关注的概率，增加了企业的环境违约成本，从而促使企业降低污染。许多已有研究肯定了环境信息公开在限制企业排污上的积极作用，但鲜有研究考察当环境信息公开带来的环境成本增长对企业生产造成冲击时，企业将如何进行生产决策调整。此外，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行为与绩效影响的差异，而较少探讨异质性企业在环境政策影响下的差异化应对策略。产品质量是企业调整生产策略和实行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手段，也是衡量我国工业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指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鉴于此，本文选取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局部均衡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考察其对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企业是否以及如何进行差异化的产品质量调整。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策略性行为的影响，为政府环境治理体系的进一步优化、企业更好应对环境规制、实现生态环境改善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赢目标提供政策启示。

 

研究发现

 

祝树金、李江、张谦和钟腾龙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3期的论文《环境信息公开、成本冲击与企业产品质量调整》将环境信息公开作为一个外生的环境成本冲击，引入产品质量内生决定的局部均衡模型，考察企业在面临环境成本冲击时如何进行产品质量调整决策，并基于200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1)在面临环境成本冲击时，企业会根据其产品质量的高低采取差异化的质量决策：存在一个产品质量临界值，企业会提高高于临界值的产品的质量，而降低低于临界值的产品的质。

 

(2)环境信息公开对高质量产品的质量促进效应随产品质量提高而逐渐降低，但对低质量产品的质量抑制效应不会随产品质量的降低而削减，直至其退出市场。

 

(3)环境信息公开程度的提高增加了企业的环境成本，具体表现为企业管理费用的增加等。对于高污染的行业或地区，以及产品质量较低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带来的管理费用增长幅度更大。企业进行产品质量调整的目的在于通过进一步调整产品价格，吸收由环境信息公开带来的成本冲击。

 

(4)环境信息公开促使企业采取差异化的产品质量调整，间接促进了企业内的产品转换和行业内的企业进入退出，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这是环境信息公开促进整体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原因。

 

研究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进一步健全环境治理政策体系，引导企业更好适应环境规制，实现生态环境改善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赢目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1）建议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参与环保是当前中国环境保护立法和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内容，环境信息公开则是公众参与环保的前提和保证。本文研究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程度的提高优化了企业内和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利于我国出口贸易的转型升级。当前，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仅在部分城市得到规范执行，且从研究机构的评测结果看，许多环保重点城市环境信息的实际公开量与理论应公开量仍有不小差距。环保部门应加强与第三方评测机构的合作，优化环境信息公开的机制设计，推动更多城市政府环境信息的有序公开。

 

（2）建议加强传统环境规制工具与环境信息公开的融合与协作，提高环境治理成效。信息不公开、不对称是阻碍环境规制工具发挥理想政策效力的重要因素。政府披露环境信息能缩小各环保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鸿沟，调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环境规制效率。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信息在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优化营商环境和降低企业成本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一国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和关键生产要素。其中，政府信息更是极为重要的信息来源。环境信息公开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在环境治理、绿色金融、绿色供应链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应加快研究传统环境规制工具与环境信息公开的协作机制，形成信息互联互通、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更好地将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碧水蓝天和经济红利。

 

（3）建议我国制造业企业积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提高技术创新能力，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本文研究指出，在面临环境成本冲击时，采取成本竞争策略的企业虽然通过下调产品质量缩减了生产成本，维持了产品价格的相对稳定，并且规避了可能因环保投资而带来的经营风险，但也将失去企业在长期的竞争力，面临在今后被市场淘汰的风险。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的环境治理也将不断深化，我国制造业企业不应局限于短期利润，而更应树立危机意识，未雨绸缪，积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加快实现产品转换和企业转型。通过产品质量升级培育长期竞争优势，增强自身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以及抵抗国内外政策冲击的能力。

 

（4）建议政府和金融机构有效利用环境信息，加快绿色金融发展，提高绿色信贷的配给效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和经营风险。中国要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推动制造业价值链攀升，金融支持是其中重要一环。尽管环境信息公开程度的提高促进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但给企业造成的环境成本冲击也不容忽视。尤其当企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改善环境绩效和产品质量时，随着企业投资的增加，企业可能会面临融资约束和经营风险。政府和金融机构应意识到环境信息公开对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作用，结合国内大数据技术蓬勃发展的契机，将绿色信贷配给到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进企业”，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和经营风险，保障企业转型升级的顺利完成，形成环境治理和经济高质量转型的良性互动。

 

作者：祝树金，李江，张谦，钟腾龙

单位：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3期，原标题为《环境信息公开、成本冲击与企业产品质量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