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文明的演进史来看，科学技术总是沿着反自然选择的方向发展，它们不仅不断赋予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力量，而且不断提高人类救助弱者的能力，与此同时，也在不同程度地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乃至认知方式。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当科学技术的发展凭借自身的力量，逐渐渗透到人类的一切活动中，并建构了自己的优势体系，成为人类生存的底色或重新塑造人类生活的环境时，它们就会反过来主导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成为评判其他人类活动的新视域，从而导致人类价值观的深刻变化。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反思自己、重新概念化人与技术的关系，需要对科技研发与产业发展进行适当的伦理约束，乃至法律法规的管控。

 

　　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深化发展，已经使我们生活在与各种智能设备交互作用的新的历史阶段。然而，当这些高新科技越来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时，我们的生活乃至文化就开始从依赖于自然物的这一端发展到依赖于智能人工物的另一端，从而形成了人为制造的文化氛围和人工世界。在这种背景下，人为造就的文化暗示和价值诱导，不仅能够改变我们对生活世界的理解，而且也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待技术的态度。

 

　　从哲学的视域来看，一方面，当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神经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将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过去只是改造外部自然（自然界）拓展到今天能够改造人的内部自然（身体与思想）时，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关于人的身体技术化和精神技术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当由这些技术组成的硬技术群与各类算法组成的软技术群的汇聚融合，为相关利益方布局与推进新的产业体系提供现实可能时，我们就会迎来一个由全要素仿真和虚实互动融合并能提供沉浸式感知体验的数字世界，所谓的“元宇宙”就是如此。这样的数字世界既是一个感知“投喂”的理想世界，也是一个游戏化的享乐世界，当我们沉迷于获得沉浸式感知体验时，我们就有可能潜移默化地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就人的身体技术化而言，《孝经·开宗明义》中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视为行孝之始。但是，当人类有能力对身体进行技术改造或设计时，我们是否应该恪守这种传统道德律令，就成为生物保护主义者和超人类主义者激烈争论的话题。这些争论的实质在于，人类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人的生命从生物演化和文化塑造发展到技术设计阶段，比如，人在出生前接受基因编辑，在出生后进行身体上的审美整形等。生物保护主义者倡导建立《保护人类物种公约》来禁止对人类物种进行人为改变；超人类主义则主张运用技术克服人类的生物缺陷和拓展人的能力，乃至追求永生。身体技术化带来了我们对人的自然权利、公平、公正等问题的重新理解。

 

　　就人的精神技术化而言，精神的有形技术化是指通过情绪类药物或技术获得精神慰藉；精神的无形技术化是指通过智能设备、智能环境感知精神愉悦、获得精神满足。精神的无形技术化比有形技术化带来的问题更具有潜在性和隐匿性。我们在设计和创造智能设备和环境时，需要学会在智能人工物的秩序中健康生活。我们对人类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人工情感问题的反思，会对社交、护理等机器人的研发与推广提出新的伦理要求，对人的专注力和感知力是否应该被商品化的探讨，会对“元宇宙”等人工世界的产业化发展提出伦理约束。

 

　　科技发展，伦理先行。当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伦理挑战，不仅像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问题一样，是关乎人类文明未来的大问题，而且使得“什么是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应该塑造什么样的人类文明”等深奥哲学问题，转化为当代科技如何确保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实践问题。当以人为本的科技伦理治理理念成为人们看待问题的“透视镜”时，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从“技术环境”转向“人文环境”。虽然这一过程依然任重道远，但这种努力必将被证明对未来人类文明具有深远意义。

 

　　（作者：成素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