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 我国金融业将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
CF40研究部 / 2021-10-30 12:53:50
提要:近年来,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金融要服务新发展格局,就需要进一步健全现代金融体系。这需要处理好金融改革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一步明晰金融业在新发展阶段的使命与任务,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具体包括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提升金融服务创新驱动的能力和效率,发展养老金融,发展绿色金融,增强财富管理功能,推动以人民币为中心开展国际金融业务,实施金融安全战略。
实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加快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是一个重要战略支点。金融业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在城市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发展、先进制造业、科创中心建设以及养老金融服务、外来人口市民化等领域改进供给,提升供给效率,更好地支持经济和人口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高质量就业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有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需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再出发,这是适应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必然选择。要在坚持市场需求主导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自由使用和跨境循环,深化人民币汇率、利率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方面的改革,扩大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使用。同时,着力打造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扩展国内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丰富我国企业投融资渠道,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增强国际金融竞争力和国际金融治理规则话语权。此外,要促进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协同发展,完善面向离岸、在岸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有序扩大人民币资金跨境双向流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完善金融法律制度,增强金融监管能力与效率。
金融业的新使命与新挑战
新发展格局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内涵、方式都将发生深刻变化,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疏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金融服务效能,都面临重大考验,这就迫切要求金融机构拥抱新机遇、承担新使命、直面新挑战。具体包括七个方面。
第一,注重金融服务提质增效。一方面,着力深化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金融市场为企业风险精准定价作用,破除“国企信仰”、“城投信仰”等依靠隐性担保判断企业风险的思维。另一方面,推进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与内控,增强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资产的效率与能力,畅通金融体系的循环。
第二,提升金融服务创新驱动的能力和效率。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国金融体系要把支持创新驱动战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转变理念、优化模式、创新工具、主动作为。构建与科技创新型企业特征相一致的授信审批机制,加快完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金融科技服务创新驱动体系。
第三,适应老龄化趋势,发展养老金融。银行、保险机构要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养老金融服务,积极打造养老金融生态圈,搭建一站式养老金融服务平台,创新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培育专属性养老金融服务品牌,推动“适老化”金融知识普及,帮助提高老年人运用数字化技术的能力。
第四,围绕实现“双碳”目标,发展绿色金融。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模式,完善与绿色金融有关的技术标准与规则,完善实体企业、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发展碳交易市场,发挥碳交易价格的引导作用。推动金融机构建立和完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分析模型,开展压力测试,并采取措施防范化解风险。
第五,增强金融市场财富管理功能。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开放,提供更加多元化、多层次、高质量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打造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加快金融中心建设。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持续推进市场化风险定价。
第六,推动以人民币为中心开展国际金融业务。转换高质量国内实体资产为标准化的、可交易的人民币金融资产,吸引全球投资者进行投资;推动重要贸易品及有关衍生品以人民币计价;推动建立包容、开放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扩大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
第七,实施金融安全战略。进一步巩固防范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成果,防止“黑天鹅”与“灰犀牛”引发金融动荡。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建设,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坚持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宗旨,增强金融普惠性,审慎监管金融科技。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再思考
在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将带来两个重要收益:一是提高本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减少开放经济中的汇兑成本与风险,降低汇率波动对国际收支、增长与就业的负面影响;二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国对美元资产的依赖,更好地维护我国金融安全。在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应进一步提高本国贸易主体的竞争力与议价能力,进一步拓展国内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以更充分地释放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是一个复杂过程。理论研究以及美国、日本、德国等的实践经验表明,一国货币在国际化过程中要面对“国际收支悖论”,即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必然伴随本币的净流出,但与之对应的在位货币(英镑、黄金或美元)资产净流入往往在客观上巩固了在位货币的国际地位。这一悖论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是在位货币形成的网络效应短时间内难以被新兴国际货币彻底替换和颠覆。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也受到了上述悖论的影响,即由于回流渠道不畅,人民币总体净流出,美元总体净流入,导致人民币流出越多,中国增持的美元资产就越多。
在双循环格局下,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解决国际收支悖论带来的矛盾,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顺应并利用美元周期的“势”,合理调整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和节奏;第二,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第三,清晰界定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盲目追求份额和排名;第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波动,加快推进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第五,夯实外汇市场发展基础,优化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充分满足涉外企业的避险需求,提升境外主体主动使用人民币的意愿;第六,在人民币海外使用的推广和深化的过程中关注金融属性和商业网络的拓展;第七,重视私人部门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作用,加强中资机构的国际化能力建设。
在未来一个时期,离岸与在岸市场的协同发展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抓手。新发展格局对人民币在岸和离岸市场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入手加强离岸与在岸市场的融合:第一,完善面向国际的离岸、在岸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促进人民币资金跨境双向流动;第二,优化离岸人民币基础资产和收益率曲线,扩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第三,丰富外汇对冲工具;第四,进一步探索离岸、在岸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第五,加大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操作;第六,支持浦东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探索人民币自由可兑换路径;第七,进一步推进离岸金融法律与监管制度创新试点,为上海全球离岸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充分发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扩大人民币使用是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重要抓手,有利于促进贸易畅通、投融资合作与维护金融稳定。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贸易领域,扩大人民币的使用可以降低双边贸易的汇率风险与汇兑成本,降低美元汇率波动对贸易活动的负面影响。当前形势下,可以从四方面着手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中的使用。
第一,以大宗商品作为人民币贸易计价的突破口。中国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的重要参与者,市场影响力增加,为人民币计价创造了良好条件。然而,中国的大宗商品进口仍主要以美元计价,未来应在我国议价能力较强的大宗商品上谋求重点突破,并推动境内商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和开放。
第二,以重点国家和地区作为人民币贸易结算的突破口。未来应将与我国签署本币结算协议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重点推动人民币贸易结算,协调降低部分国家使用人民币的政策障碍,借助海外工业园区的建设带动人民币计价结算。
第三,发展人民币贸易融资。进一步挖掘人民币贸易融资的发展潜能,通过不断完善贸易融资服务为使用人民币创造条件。
第四,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体系。如完善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基础设施,发挥好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作用等。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在资金融通中扩大人民币使用,有利于调动国内充足的储蓄资源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金需求,并通过合理回报的示范效应撬动当地储蓄与国际资本。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推动人民币在投融资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第一,发展开发性金融。人民币是我国开发性金融的主要融资币种,在“一带一路”开发性金融业务中使用人民币能够使资产与负债的币种匹配,提升可持续性。
第二,充分发挥出口信贷的作用。以买方信贷为突破口进一步扩大出口信贷中人民币的使用,并在不断完善出口信贷国际规则、优化出口信贷产品的同时鼓励和引导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境外企业更多地使用人民币买方信贷。
第三,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应继续发挥丝路基金等中长期股权投资机构的作用,进一步引导和支持中长期股权投资机构使用人民币开展投资,并继续发展人民币海外基金,充分体现商业化原则,形成正向激励。
第四,提升国际组织资金运用中的人民币使用,积极推动国际开发机构以人民币形式出资,并推动与多边开发机构展开第三方合作。
打造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
当前,我国建设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面临新的机遇。中国经济在新冠疫情中展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并将在中长期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这为人民币资产的收益打下坚实基础,能够持续吸引全球投资者;中国不断加大开放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中国金融市场深度不断提升,A 股市值与债券市场余额均位列全球第二,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初步成型。同时,也要看到打造全球金融资产配置中心仍面临困难与挑战,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有待进一步增强,金融法治建设、诚信体系建设有待完善,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还需进一步拓展,离岸在岸市场有机统一有待提升。
打造全球金融资产配置中心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以下六个方面可以作为未来推进有关工作的抓手。
第一,提升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鲶鱼效应和内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竞争效应,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提升金融市场配置资源能力。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建设资产证券化体系,提升外汇市场的深度、广度和厚度。
第三,完善风险处置体系与应对预案。关注资本项下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构建“两位一体”管理框架。防范人民币汇率短期超调风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谨防国内资产价格波动加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第四,推动人民币全球跨境循环体系成熟发展。加大人民币贷款和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结算,培育回流需求。重点发展在岸市场,主动吸引境外长期资金成为国债的主要配置型境外投资者。
第五,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强化金融基础设施赋能和治理,持续推动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化监管科技运用,探索金融法律的国际化和金融法律域外适用。
第六,加强国际金融协调与合作。积极加强与境外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的沟通和政策协调。强化跨境上市公司审计监管合作,严厉打击财务造假行为,不断提高自身监管水平,健全跨境资本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
金融服务城市群建设
实现高效城市化和城市群发展将进一步优化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并通过城市群间、城市间的分工协调促进创新与产业链延展,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因此,提升服务城市群建设的能力是金融业在新发展格局下的重要使命。
一方面,金融业应为城市群发展提供高质量的金融资源,满足其在基础设施建设、绿色与智慧城市建设、外来人口市民化等领域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在居民、地方政府与地方国有企业(如城投公司)债务集中于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背景下,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也与维护金融安全息息相关。在这一背景下,以合理的金融工具为城市建设提供资金融通,既有助于扩大高质量人民币金融资产的供给,又有助于稳定国内金融环境,为畅通人民币的内外大循环提供坚实基础。
城市群发展应更好地适应人口集聚的客观趋势,更好地发挥经济集聚对生产率提高、就业与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更好地协调城市群内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分工与竞合关系,更好地连接都市圈中心与外围区域。从现实挑战看,城市群与都市圈发展应进一步实现外来人口市民化并为其提供配套公共服务,进一步缓解大都市圈的建设用地指标压力,进一步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降低行政辖区间的政策协调成本以实现高质量的市场一体化。
金融业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升服务城市群建设的能力。第一,更好地利用在岸、离岸国债市场,探索通过发行专项国债(如“市民化专项国债”)为外来人口市民化提供资金支持。第二,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建设用地指标和补充耕地指标市场,平衡人口流出地与人口流入地之间的建设用地与耕地规模。第三,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的定价机制,提升市场主体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定价能力,探索以市一级政府为主体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第四,探索设立“城市群一体化基金”,实现城市群内部的收益分享与成本共担机制,为城市群内部各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带来正向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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