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卓睿(Jacob Dreyer)

 

中国新的“共同富裕”政策引起了广泛讨论，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的重组也是如此。这些政策的目标受众是不断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而国民经济也在地理和人口的维度上不断深化。那么，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从1920年代起，中国兴起了一批文人——钱钟书、张爱玲、鲁迅——他们具有基本的现代和都市态度，他们将自己理解为个体，他们的选择和生活方式不一定取决于他们的家庭或家乡。在中国尤其是上海的现代经济中，这些作家和他们所处的经济大环境，开启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的家庭大院不同，核心家庭（父母和一个或两个孩子）一起住在较小的住房单元中（比如上海的弄堂）。随着工人阶级的兴起，出现了白领阶级，而且并非巧合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同一时间和地点；也许可以说，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对比和不平等催化了政治运动，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新时代。

 

 

曾联松在设计新中国国旗时，在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大五角星周围加上了四颗小星，每颗小星代表一个社会阶层。其中之一是“民族资产阶级”，或称爱国的中产阶级——城市社会的支柱。

 

小康社会或共同富裕等政策在中国由来已久，最终都是针对中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中的“R > G”论点，即资本回报率永远超过增长率，这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得以体现，也可以说是中国恒大集团进行重组的原因。随着世界各国与社会中的不平等和逃税等作斗争，很明显，在一些缺乏资本监管和再分配的国家的中产阶级会萎缩。对于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企业来说，“共同富裕”可能意味着暂时的弊端，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扩大，他们的市场也会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同富裕”是对全球不平等和资本冻结问题的中国式回答。如果“共同富裕”为中国中产阶级提供动力，它将为中国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从而减少房地产市场对普罗大众的影响。

 

 

麦肯锡预测，目前中国中、上收入阶层（每年22,000美元及以上）的家庭数量为2.25亿，到2030年将达到3.95亿，届时他们将占中国总人口的25%以上（比在美国和西欧的类似群体更多）。

 

随着中国政府试图降低住房对整体经济的重要性，中产阶级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上海、深圳和北京等这些超级城市之外的城市。4亿中国强大的中产阶级将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消费或服务驱动的相关经济产业将随之蓬勃。

 

 

近几十年来，中国被誉为“世界工厂”，是制造业的基地。外资在中国的机会，就是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在中国出口保持强劲的同时，中国政府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试图将经济从出口驱动转向出口和国内消费者的“双循环”。

 

如今，像贝莱德（BlackRock）这样的金融大亨在中国看到了中产阶级身上的机会，因为他们的储蓄可以创造新的投资资本浪潮，并可能会在中国经济中得到好的循环。大众汽车和LVMH等跨国公司以及高盛和贝莱德等金融巨头将倡导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积极良性联系，同时中国公司将在新的中产阶级中找到丰富的新国内消费经济。尽管中国仍将是生产基地，但它越来越成为资本的基地——而不再仅是全球工厂，也是企业总部。

 

 

当建筑师Kuba Snopek和伊利娅•奥斯科尔科夫•岑钦佩尔(Ilya Oskolkov-Tsentsiper)成立新的设计公司“Direction”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高密度住宅、发达的电子商务和庞大的公共交通所支持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很重要的参考点。“在我们的实践中，我们与建筑师一起工作，设计个性化的客户体验，包括叙事、项目程式以及独特的服务。工作在莫斯科和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等这些后社会主义都市，我们发现中国城市是我们最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Kuba表示。

 

中国中产阶级的绝对影响力，将会不可避免地让跨国公司把注意力集中在以他们的生活方式为根本的服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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