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始终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懈努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并把“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怎样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我们邀请专家深入探讨，并从基层干部群众的心声中寻找答案。

 

本期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姜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 赖德胜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 郁建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邓国胜

 

不是同时同步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

 

　　记者：如何理解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怎样厘清共同富裕与同步富裕、平均主义等误读之间的区别？

 

　　姜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指它由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性质所决定，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一是要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创造出更多更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这是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的“富裕”含义；二是要克服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和经济社会的不平等，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是实现广大人民利益要求的“共同”含义。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是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必然要求；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绝不能出现剥削阶级社会中“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也必须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追求利润为中心、少数人发财致富而导致贫富差距大和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是指在小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要求平均享有社会财富的思想，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极端平均主义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平均主义既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不利于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更不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共同富裕不能通过整齐划一的绝对同步来实现。要充分认识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坚持循序渐进，积小胜为大胜。

 

　　郁建兴：共同富裕一定不是无差别地在结果上“均贫富”，历史上的“均贫富”思想和实践均以失败告终。二战后，西方主要国家普遍建立了惠及全民的福利体系。其中，以“高税收、高福利”著称的北欧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劳动力去商品化程度最高，人们即使不劳动，也几乎不会为生计所迫，但是北欧国家由于国土面积有限、人口稀少且均质而不具有普遍意义。同时，这些国家已出现活力不足等问题。其他福利国家，则面临一系列更严峻的挑战，最显著的问题是“福利病”，即过高的福利水平会降低对人们参与劳动的激励，从而造成“养懒汉”现象。

 

　　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实现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只有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才能真正实现人人享有。实际上，共同富裕不仅在于国家给了个人什么待遇、发了哪些福利，更在于引导人们以更加主动的精神状态改变现状，实现梦想；共同富裕不仅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鼓励劳动者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创新创业创造迈向幸福美好生活；共同富裕不是坐等“福利国家”从天而降，而是要塑造一种国家、社会、人民共同努力的社会氛围。

 

　　邓国胜：共同富裕不是低水平的平均主义，而是一个以尊重劳动、激发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为基础的积累过程，是在持续不断“做大蛋糕”基础上“分好蛋糕”；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久久为功。只有在党的带领下，全体人民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和互帮互助，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实现。

 

既是美好生活重要组成，又有助于缓解社会主要矛盾

 

　　记者：当前从全局高度推进共同富裕，其重大意义是什么？作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制度安排，作用何在？

 

　　邓国胜：从国内发展环境看，尽管我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但基尼系数仍然偏高，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仍然较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仍然偏小。正因为如此，党中央适时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从国际环境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过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可以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的基础支撑；同时，近年来，一些国家社会动荡加剧，其原因恰恰在于贫富差距悬殊。我们要吸取各国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探索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世界样本。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当前浙江推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出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和《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等，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了顶层设计和具体实施方案；二是通过浙江各市、各区县、各乡镇因地制宜开展试点，为其他省市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与启示；三是为学术界提供了共同富裕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

 

　　赖德胜：实现共同富裕，既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又有助于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各地差异大，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齐步走，“先试验，后推广”是改革开放实践中被证明有效的办法，做出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制度安排，就是希望浙江先行先试，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从当前看，浙江正围绕打造新动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打造美丽宜居的生活环境、提升治理效能等，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工作，时间表和路线图更加清晰具体，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形成了推进共同富裕的浓厚氛围，示范效应逐渐显现。

 

既要保护合法致富，也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记者：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怎样科学稳妥落实？

 

　　赖德胜：初次分配是按照劳动力、资本、土地和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贡献大小进行的收入分配，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目前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占比偏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有助于缩小总体收入差距。为此，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等方式把钱收上来，通过社会福利、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等途径把钱再分配出去。为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次分配是通过捐赠、慈善等方式对收入和财产进行再一次分配。为此，要在法律、政策、社会环境等方面鼓励先富裕起来的企业和人群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支持和帮助后富者改善生活、教育、医疗、卫生等条件。

 

　　三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注意三个问题：如何继续做大蛋糕，如何避免福利主义陷阱，如何防止第三次分配的强迫性。

 

　　邓国胜：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否则会影响各个生产要素主体投入的积极性。然而，初次分配对各国基尼系数的影响、对各个生产要素主体收入分配的影响最大，如果初次分配差距过大，往往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初次分配又必须兼顾公平。可以说，初次分配的难点在于如何平衡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所以，初次分配既要坚持以市场机制调节为主，又要运用政策工具进行适度干预或进行政策创新。

 

　　再分配对初次分配的结果具有很大调节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实施遗产税、赠与税、房产税和提高直接税的比重等税制改革，提高再分配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健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等手段，促进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次分配是初次分配、再分配的重要补充。我国现代慈善事业起步晚，三次分配规模有限，潜力巨大。要加大政策激励力度，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回报社会；要加强综合监管举措，提高我国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促进慈善新业态规范发展；要注重我国慈善领域人才培养，注重慈善文化培育，为三次分配发挥作用注入持久动能。

 

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

 

　　记者：“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表现是什么，怎样促进其实现？

 

　　姜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已成为衡量人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尺度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是在物质生活不断富足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不断丰富和健全，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提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努力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

 

　　赖德胜：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增强广大民众对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认同。继续加大精神文化生活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其质量，改善其分配，以更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郁建兴：一是发展优质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本身有丰富的“创富功能”与“共富内涵”，依托地方的文化类产品、文化旅游及民俗文化等都可能带来“创造财富”的溢出效应。二是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文化氛围，让文明家风、文明乡风、文明企风等成为共同富裕的“压舱石”。三是加快培育公益慈善文化，让慈善意识内化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

 

　　（本报记者 王斯敏 张胜）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张胜、王斯敏、胡晓军、张勇、蒋新军 本报通讯员 薛斌、高曙瑛、朱权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