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高质量工业化战略内涵

 

　　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过程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的经济发展过程。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成长动力，而城镇化为工业化提供了要素集聚和广阔的需求市场。随着以制造业创新发展为核心动力的工业化推动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进而推动人均收入提高和经济结构转变，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逐步从农村向城镇集聚，城镇规模逐步扩张，城镇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而这个不断加快的城镇化进程也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结构转变和人均收入增加的工业化进程。基于这样的规律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现代化战略，其战略内涵就是在新发展阶段如何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互动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新发展阶段如何实施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为此，基于一个通用的战略管理分析框架（SWOT），我们需要分析明确在新发展阶段的外部环境变化（机遇与威胁）与内部条件变化（优势与劣势），从而明确新发展阶段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具体战略内涵要求，也就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内涵。

 

　　（一）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现代化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

 

　　总体而言，我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外部环境看，新发展阶段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变革期，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加速拓展期。具体而言，这些变化至少包括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一是世界经济环境呈现出全球化强势逆流变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新冠疫情冲击，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来势凶猛，全球化遭遇强势逆流，全球宏观经济治理进入未知领域，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宏观经济治理框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全球政府高负债不断刷新历史记录。在这种背景下，全球生产分工的内化趋势明显，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区域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国际环境的不定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疫情等外部冲击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一方面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另一方面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各国更多开始强调自主可控，倾向于选择转向“内循环经济模式”，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的巨大风险。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低成本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不可持续性已经日益凸显。

 

　　二是科技和产业创新呈现出加速“革命”新局。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一直在孕育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后“革命”进程开始加快，新冠疫情冲击下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和深化，更是呈现出从商务办公、社区治理、生活消费、生产服务到智能制造的全方位的“革命”新局，催生了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从技术经济范式角度分析，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显现出以下特征：以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应用为主导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以信息（数据）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以产业智能化、融合化、绿色化为趋势正在重构现代产业体系。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面临着由于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可能带来的“弯道超车”重大机遇，也会面临着如果无法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与信息化革命很好地融合而造成现代化进程相对“倒退”的严重威胁。

 

　　三是国际经济力量正在呈现深刻调整格局。经济全球化让劳动力、资本、技术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出现不对称性，加剧了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呈现出结构性差异。从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对比看，冷战结束后的失衡态势发生明显改变。2018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美国的2/3，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新冠疫情冲击过程中显示出的中国之治、西方之乱更是加强了人们对“东升西降”态势的认可，美国独自掌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意愿、决心和能力明显下降。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多极化趋势不断深入，国际混乱失序因素明显增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持续高企，大国之间的合作明显下降、竞争明显上升，全球经济竞争正在面临着百年未有的深刻调整格局。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看，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在有序地、坚定向着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方向演进，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和平崛起因受到守成大国的打压而面临日益严峻的竞争压力。

 

　　（二）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内部条件变化

 

　　从我国自身发展来看，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十四五”时期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起步期至关重要。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都将达到新的水平。一方面，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2020年我国GDP总量已经达到101.6万亿元人民币，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我国还具有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为形成超大规模的内需奠定了基础，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所在。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也日趋成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条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基础优势。

 

　　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快速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采用了低成本出口导向高速度工业化战略，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实现了一个十几亿人口全面脱贫和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人类工业化史上前无古人伟大成就。到2019年，我们测算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95，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黄群慧和李芳芳等，2020），新发展阶段将从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过度，在2035年全面实现工业化，全面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伴随着工业化快速推进，而城镇化水平也在持续提升，尤其是2015—2019年期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13个百分点，到2019年达到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4.4%，预计到2025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5.5%（魏后凯等，2020）。这一切表明，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起点已经较高，具备了很好的量的基础条件，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已经到了经过了量的积累、开始实行质的突破的关键时期。

 

　　但是，还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十分突出，发展质量亟待提高。一方面是工业化发展存在不平衡，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还不充分，新型工业化进程还相对缓慢。从工业化动力看，存在内外不平衡的问题，长期以来低成本、出口导向的高速工业化战略，造成对外部过度依赖，内需亟待开拓的内外动力失衡，经济安全风险加大、核心技术缺失、产业结构升级压力巨大等问题比较突出；从区域结构看，工业化水平总体上呈现东部、中部、西部逐步降低的梯度差距，近年来南北差距也日趋明显；从产业结构看，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受制于创新能力高端产业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发展不够，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原材料等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另外，工业化对农业产业现代化带动力度不够，三次产业之间融合程度还亟待提高；从工业化发展的资源环境看，工业化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平衡，绿色能源和绿色制造发展还不充分；从工业化与信息化关系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融合深度需要加强，制造业信息化水平、智能制造能力都有待提升。另一方面，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质量水平有待提升，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发展还不充分。到2019年末，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差16.2个百分点。农村土地制度与城乡公共服务改革的严重滞后，导致落户意愿与落户政策错配，严重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造成农业转移人口难以享受到平等的市民权力。另外，大中小城市网络建设还不协同，城镇的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的功能协同还有短板，工业化和城镇化存在着“时间上不同步”和“空间上无互动”的双重错位，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还不充分。另外，从根本上说，造成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原因还是体制机制不完善。

 

　　无论是工业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还是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质量有待提高，从经济循环角度看会表现为各类生产要素循环不畅通、国内循环不够充分、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不平衡，而造成这这种循环不畅的关键原因是创新能力不够，这既包括科技创新水平不够，也包括改革开放在内的制度创新问题，这也正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的本质和关键要求所在。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经济现代化战略的核心内涵

 

　　新发展阶段下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变化要求新的经济现代化战略，新的经济现代化战略应该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的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这样一个新的经济现代化战略。而经济现代化既然可以理解为工业化城镇化互动的经济发展过程，那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经济现代化战略内涵对工业化和城镇化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呢？

 

　　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核心是从成本驱动、出口导向、高速度工业化转向创新驱动、内需导向、高质量工业化。这里有三层内涵，一是作为经济现代化的动力，必须从基于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转向基于高水平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以要素低成本积极参与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战略不可持续，近年来，核心技术缺失、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低、国内市场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等问题日益突出，亟待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更加强调自主创新实现战略基点转型。正如上面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分析所揭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科技自立自强和自主创新为本质特征、基于创新驱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的经济现代化战略，这意味着新发展格局要是现实经济现代化进程动力的重大转变；二是经济现代化的战略重心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主导，这意味着要充分利用大国在资源禀赋、市场容量等方面的优势，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相互促进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另外，在当前全球化遭遇强势逆流的背景下，经济安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前提下，这种重心转变十分必要；三是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从追求速度实现赶超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面临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而高质量发展就是经济发展能够更高程度体现新发展理念要求、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高质量发展应该具有创新是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需要、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有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一组经济发展特性。也就是说高质量工业化本身就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针对工业化城镇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而实施的工业化战略。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高质量工业化战略的核心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创新驱动推进中国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实现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围绕制造强国这个目标，中国在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虽然这个战略规划遭到美国无端指责，但这个规划指明了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方向。考虑到制造业对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意义以及制造业的对经济增长的创新效应，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是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无疑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经济现代化战略的重中之重。国外智库有研究认为在很大意义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制造2025》的延伸（Jone Lee，2020），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这一点。

 

　　另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过程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同推进的“四化同步”。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个“新四化”同步发展要求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当今世界正处在以信息技术突破性发展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已经成为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并持续改变着城镇化内涵。而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互动发展，也带动了农业现代化，进而随着农业产业效率提升也促进农业人口向城镇集聚。因此，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是当今时代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律。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推进。经济现代化可以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等方面，作为现代化化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从内容上可以表现为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从现代化进程上也就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推进，这不仅是当今时代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律，也是在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新发展格局、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新型工业化是相对传统工业化道路而言的，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经济现代化战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同步发展，充分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实施过程。一方面，“新四化”同步发展将科技创新作为现代化的第一驱动力，准确把握了当今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信息化、绿色化的人类社会创新发展的方向，充分体现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以科技创新推进“新四化”同步发展，这也正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过程和战略路径；另一方面，“新四化”同步发展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展现了生产要素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产业与区域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协调发展性，这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经济循环的要求。也就是说，“新四化”同步发展过程也正是畅通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因此，积极推进“新四化”同步发展，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正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实施的基本过程，而“新四化”同步实现，则正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