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以后，众多理论工作者都在寻求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出现了一批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这主要有两方面的视角，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世界市场理论、空间生产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任君和黄明理，2021），尤其是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产业资本循环、两大部类资本再生产循环、社会再生产循环（生产、消费、流通和分配的国民经济循环）三个层次经济循环理论（王国刚，2020）。另外一个视角则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视角，如经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等，尤其是比较优势理论被认为是“双循环”的最为基础的理论逻辑（杨英杰，2021）。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视角文献，还是宏观经济学视角文献，都将聚焦于“经济循环”和“双循环”这些关键词寻求相应理论基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畅通经济循环找到相应的理论依据，但是并不全面，还无法进一步说明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本质特征。

 

　　实际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的经济现代化战略任务，寻求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最应该从现代化理论中去挖掘，这样不仅直接，而且更为全面系统，也更符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作为经济现代化路径的本意。现代化理论是关于现代化现象特征和规律的、经过一定逻辑性表述的理性认识。基于已有的现代化理论，可以引申出构造现代化理论的要素，这包括现代化界定或者定义，现代化模式、现代化过程或者阶段，现代化动力和现代化结果这些要素通过一定的结构化就构成了现代化理论（何传启，2010），也就是说，一般意义的整体现代化理论可以从这五个方面要素来刻画现代化现象，但不同理论由于有自己的特殊概念或者重要的关系命题，可能对现代化的界定、模式、动力、过程和结果就会有不同的描述或者侧重某方面的论述，从而形成不同现代化理论，发展成为具有众多流派的庞杂的知识体系。关于现代化的界定和定义，虽然不同现代化理论也会有理解差异，但一个比较普遍的解释是：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可以包括发达国家经历工业革命以来的深刻变化过程以及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成为发达国家的过程。在经典的现代化理论看来，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过程就是工业化，甚至可以把经济现代化就等同于工业化，这意味着现代化的实质就是由工业化驱动的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以此对现代化理解为基础，大量的经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更趋向于关于经济现代化或者工业化的过程和阶段、经济现代化或者工业化的动力和模式，而所谓经济现代化理论或者工业化理论也更多地是对经济现代化阶段、动力、模式等方面的理性认识。这里将这些理论认识概括为“三论”。

 

　　一是现代化阶段论。现代化是一个可以划分为不同阶段的过程。关于经济现代化阶段划分的理论很多，现代化理论中对现代化阶段著名的划分为罗斯托（Rostow，1960）关于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向成熟推进、大众化高消费、追求生活质量的现代化“六阶段”，以及钱纳里等（1989）等关于经济现代化的前工业化、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以及后工业化的工业化“五阶段”。在工业化阶段划分中还有早在20世纪30年代由W.霍夫曼提出的、基于霍夫曼比例（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工业净产值之比）划分的四个阶段。另外，世界银行单纯按照人均国民收入把各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四种类型，这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一个经济体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四个阶段。而且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往往十分困难，被认为现代化进程中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二是现代化模式论。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多种路径也就是多种模式的过程，也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的过程。由于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社会历史文化前提差异，虽然成为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目标趋同，但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可以有多种，尤其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与先进国家不同，后发国家可以有“后发优势”而实现所谓“赶超”。以驱动因素为例，经济现代化分为市场驱动为主、政府驱动为主、政府与市场共同驱动的三种模式，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大体归为市场驱动为主型，德国、日本大体可归为政府与市场共同驱动型，前苏联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新中国大体可以归为政府驱动为主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推进了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现代化从单纯政府驱动为主型转向政府和市场共同驱动型。在后发国家的经济现代化研究中，格申克龙的“大突进理论”非常有代表性，提出了不同国家经济落后程度决定着不同的工业化模式，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起步的“大突进”程度越高（史东辉，1999）。

 

　　三是现代化动力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社会变迁的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对应到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化过程的驱动力就是经济现代化。而经济学理论认为，工业化是工业驱动的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和产业结构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演进过程，其实质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张培刚，1984）、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现代化就是一个经济体从传统步入现代的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而工业化、经济增长实际上构成了发展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众多经济理论都可以理解为经济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动力理论。围绕经济增长动力，虽然有众多流派，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外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理论等，都从不同视角论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及内在机理，构成了庞杂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技术作为一种渗透性的生产要素，通过提高劳动者的能力、促进资本积累以及改进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使生产过程科学化，进而对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创新”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所提到的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者是“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把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动力，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

 

　　基于现代化理论的“三论”，我们可以结合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提出以下三方面关于新发展格局的“阶段—模式—动力”的三维理论逻辑认识（黄群慧，2021），如图1所示。

 

 

　　一是基于现代化阶段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进入到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与现代化新阶段相适应的经济现代化路径。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从现代化阶段论理论看，新发展阶段既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阶段，也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发展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如果基于罗斯托现代化“六阶段”划分，这个新阶段意味着中国社会实现了起飞、完成了向成熟推进，开始从大众高消费转向对生活质量追求的现代化阶段。大多数文献认为，中国已经处于大众高消费阶段，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转向对生活质量追求的阶段。实际上，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起飞前准备、起飞和向成熟推进这三个阶段界定为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而大众高消费和对生活质量追求这两个阶段可认为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步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如果基于钱纳里等传统工业化“五阶段”的划分，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产值、城市化率、制造业占比、第一产业就业占比等指标综合评价，中国已经步入到工业化后期，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基本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黄群慧，2020），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开始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这个新发展阶段是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高质量工业化阶段。这实质意味着新发展阶段是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冲刺”阶段。

 

　　在新发展阶段这个实现现代化的“冲刺”阶段，中国经济需要跨越现代化进程中的三个关键节点，一是在2025年前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二是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三是在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虽然基于我们对潜在增长率预测（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2020）》总报告组，2020），中国能在这两三个时间点实现这三个目标（黄群慧和刘学良，2021），但是这显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需要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寻求相应的新发展路径和现代化战略。而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则是与这个新发展阶段相适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新的经济现代化战略。在这个新发展阶段，中国经过了“富起来”阶段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基础，无论是从生产供给角度看，还是从14亿人口巨大的市场潜力看，都具备了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基本条件。不仅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实现经济赶超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新发展阶段这种战略的核心技术受限、内需亟待开拓等弊端日益明显，已经不适应新发展阶段的需要。再综合考虑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挑战和发展趋势，加快构建在更高开放水平上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成为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现代化路径必然选择。

 

　　二是基于现代化模式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而探索的、以自立自强为本质特征的、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依附性”、具有“替代性”的一种经济现代化模式。

 

　　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要实现赶超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根据自身社会、经济、自然和历史文化条件，充分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经济现代化模式。如果借用俄籍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的“大突破”理论，中国特色的经济现代化模式一定具有“替代性”，也就是中国现代化模式与先进国家的所谓标准或者原发的现代化模式存在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就是对先进国家经济现代化模式相应内容的“替代”。

 

　　所谓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具有“后发优势”，一方面表现在可以广泛学习先进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汲取其教训，从而基于自身发展进行创新、在现代化模式上实现广泛的“替代”；另一方面表现在引进、消化、学习、吸收先进国家的技术，从而减少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成本和时间，从而有别于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和路径。当然，这两方面“后发优势”被有效地利用、探索出具有“替代性”现代化模式、实现经济赶超的前提是，后发国家政府有对自身国情、国家经济落后状况有正确的认识以及有强烈的意愿推进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应该说，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表明，中国成功利用了后发优势，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到追求生活质量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但是，后发国家在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也有其“后发劣势”，虽然利用了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技术，但也会产生对先进国家的在技术、贸易和资本等方面的“依附关系”。在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今天，其全球生产分工地位往往也被锁定在价值链中低端。在先进国家确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和支配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后发国家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当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发展的一定程度，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国际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以后，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会发生全面贸易摩擦，从而制约后发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在发展经济学中激进学派用“依附性”来描述世界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依附关系”。虽然，激进学派的理论受到很多批评，且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并不一定正确，但是全球现代化史表明，“依附性”问题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一定程度存在的。如果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不能够有效地通过自主技术创新有效突破这种关键核心技术“依附关系”，其现代化经常有可能停滞或者被完全中断。实际上，众多发展中国家无法成为高收入国家，从而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无法自拔，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种“依附关系”不能突破的一种体现，或者说必然结果。

 

　　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创新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薄弱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虽然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研发人员投入第一大国、经费投入第二大国，但是以“工业四基”为代表的产业基础能力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亟待提升，存在在大量的“卡脖子”技术，技术体系中相当多的关键核心技术依赖于国外。这种关键核心技术“依存性”不能有效突破，直接制约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我国现代化进程推进。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以及经济全球化强势逆流背景下，更加凸显了这种关键核心技术“依附性”突破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是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这意味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种立足于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寻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依附性”的经济现代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低成本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扬弃。当然，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能否定开放和全球化，而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也就是说，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要在经济全球化下实现关键核心技术“依附性”突破、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代化模式。

 

　　三是基于现代化动力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种充分利用大国经济优势、围绕着自主创新驱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的经济现代化战略。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现代化是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驱动和基础。虽然不能够直接把经济发展完全对等为经济现代化过程，但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推动从传统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无疑是经济现代化战略的核心。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实现经济现代化路径，也是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现代化战略。

 

　　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关键词是“经济循环”。经济活动本质是一个基于经济分工和价值增值的信息、资金和商品（含服务）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不同的主体之间流动循环的过程。从经济思想史看，用循环流动描述经济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经济学家魁奈1758年出版的《经济表》中。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提出社会再生产理论，将社会再生产过程其描述为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构成的经济循环，还给出了产业资本循环从货币转换为商品、从购买商品到生产出新商品、从新商品再转换为货币的三个过程和公式。列昂惕夫在此基础上提出要以循环流动理论——“可再生产性”论取代“稀缺”论，以此作为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乔治·吉利贝尔，2016）。因此，从经济循环角度来刻画新发展格局，一方面抓住了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则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从而连续不断地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而要实现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必须进一步推进高水平的科技创新，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这也就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经济现代化战略的核心要求。当前阻碍中国经济循环畅通的因素，既有供给侧结构性因素，也有需求侧内需潜力得不到有效释放问题，还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环境不确定不稳定明显加大的影响，这要求从战略和政策上要实现：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与加强需求侧管理来扩大对供给的有效需求相结合；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要求实现增经济长动力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基础上的内外平衡，既要对内深化改革、激励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又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经济的开放发展，最终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在经济效率与经济安全之间的统筹平衡，实现更有效率、更为安全的产业体系和区域布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创新驱动，也就是基于国内大市场的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和自主创新。从现代化战略角度看，其理论逻辑基础在于大国工业化的特性。库茨涅兹（1985）在其《各国的经济增长》按人口将所有样本国分为22个大国和35个小国，实证分析结果是在同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下，大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占比份额比较大；钱纳里等（1989b）在《发展的格局：1950—1970》揭示了了大国和小国在发展格局上的差异：虽然大国和小国在发展格局上可以归结出许多不同之处，但大国经济发展的最一般特征是由于人口众多、市场容量巨大，可以体现出更多地内向化的倾向。如果说库茨涅兹的研究支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工业化进程造就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事实，那么钱纳里等的研究则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虽然具有庞大的人口，但由于人均收入很低，还不能说具备了庞大的市场容量，那时候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采用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具有其合理性。现在，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具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这无疑已经是一个十分庞大市场，再加之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连续十年总量第一，在这样供需条件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以高水平的自强自立的科技创新为驱动的新发展格局就十分合乎逻辑。当然，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忽视国际循环，而是要求国际循环还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依托，二者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