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增长

 

随着经济、技术的进步，新挑战的出现，以及世界的不断变化，中国一直在提前规划下一阶段的改革。我们认为，下一轮的改革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世界而言也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进程将打破主要由物质资本拉动增长的标准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反映了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的观点，即增长率是投资率（I/Y）除以增量资本产出率（I/∆Y）（Harrod, 1939；Domar， 1946）。21 世纪的增长进程应当是可持续的，如要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繁荣，这将取决于多种资本形式的均衡积累和互相补充。就结果而言，中国将会关注广义的人民福祉，而不是狭隘地关注经济产出，并且在实现更广泛目标的同时，强调提高生产率和资源效率。

 

2005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发布，其中提到中国过度开发资源带来的经济和环境风险。2008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将循环经济定义为“在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活动的总称”。“十一五”规划中有一整章关于循环经济的内容，“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将其升级为国家发展战略（Mathews and Hao, 2016）。该战略将环境和经济发展相结合，共同致力于改善社会福祉的目标（Geng et al., 2016）。

 

为了思考如何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增长，本部分重点研究三个问题：（1）推动中国之前发展阶段的因素有哪些，以及为什么旧的发展模式即将终结？（2）中国之前发展阶段的经验如何影响下一阶段目标的制定？（3）中国新时代增长策略和模式的关键特征是什么？中国已经展开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各种观点不断涌现。

 

（一）导致旧模式终结的因素

 

中国旧的发展模式即将终结，原因包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所面临的威胁，具体体现在：环境压力；社会关系紧张，包括不平等现象；不断更新的技术和对新技能人才的需求；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结构挑战等。随着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这一过程也会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工资持续上涨、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世界地缘经济及相互影响、财政压力等。

 

环境压力既是区域性的，也是全球性的。当前，迫切需要采取强有力的全球性措施来制止环境继续恶化，而中国由于其经济规模和温室气体排放规模，必须在气候行动中发挥核心作用。未来20 年左右，世界经济规模将可能翻倍，而中国经济将增长两倍以上（Hawksworth et al.，2017）。与此同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至少减少25%，才有机会达到《巴黎协定》提出的目标——将气温上升限制在“远低于2℃”的水平（见图1）。全球基础设施规模可能在15 年左右增加一倍，其中大部分与城市扩张有关，且很大一部分会发生在中国（New Climate Economy，2016）。如果未来世界经济的增长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之前发展模式没有变化，那么减排25% 以上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因此，亟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大规模改革需要果断的行动以及强有力的领导。新道路将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发展进程，它将带来强劲、可持续和包容的增长。

 

图1 1980—2016 年中国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IEA 数据库。

 

长时间以来，不平等在中国一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区域间的不平等，以及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在改革初期，一些不平等的加剧不可避免，正如邓小平先生所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在过去20 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不平等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强劲的投资和工人技术的提高，中国的工资水平也在上涨。所有这些都属于中国取得成就的一部分，但同时也需要为未来制定新的增长策略。中国低成本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即将终结，至少低附加值制造业是如此。未来的技术变革，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将会改变投资、就业、消费和城市的运行。

 

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展望未来，人口老龄化对财政和医疗系统造成的压力将与日俱增，城市也将面临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增加财政收入为本地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的能力将受到约束。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已经并将继续超过富裕国家，世界经济版图已然发生变化，而且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国际贸易格局将发生改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将大幅增加。这就需要更强大的基础设施来连接这些国家，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基本逻辑。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实力不断增强，有时会引发一些富裕国家的负面反应。这种反应是短视的，并且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是有害的，我们希望这是暂时的。尽管如此，这种做法正在促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加强联系，大力培养更强劲的内部需求。

 

（二）重新制定发展目标

 

前文关于近期发展和世界变化的描述，指向了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即根据以往这些发展经验重新审视各项发展目标。我们所描述的对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压力意味着，应当将建设良好环境、改善不平等以及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主要的社会发展目标。快速变化的世界，伴随新技术而来的混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都需要加强对社会保障的重视。这些因素决定了可持续发展在发展目标中的核心地位。

 

我们根据以往经验阐述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思考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我们找到了强有力的论据，证明在整体目标中不应该只考虑产出或收入。当然，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人们早已认识到单单将产出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不够的。过去几十年的经验也使我们能够从更多的维度、更明确、分析性更强地对发展目标进行阐述。有些时候，这所有目标会被概括为“福祉”。尽管这个术语很有用，但它本身是不够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关注的是结果而不是机会。很多人，比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都认为结果和机会都应引起关注。Sen（1999）提到“能力”以及可以追求自己有望达到的那种理想生活，还有学者对“充权”进行分析，如Stern 等（2005）。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是从这类讨论中产生的，并涵盖了与环境、不平等和机会有关的内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包含城市运行、基础设施、海洋状况、气候、森林、满意的就业机会和不安全所带来的挑战，该目标为思考和设定社会发展目标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框架。

 

（三）新时代增长策略

 

我们对第三个问题，即新时代增长策略关键特征的回答，自然要结合导致旧时代终结原因的讨论。该策略必须抓住新技术、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机遇，并应对随之而来的挑战。此外，中国还必须应对财政的挑战——中国在城镇化、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等方面有强劲的支出需求，以及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变化方面的挑战。总而言之，核心目标应当是选择性地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并推动各类型资本的创新。

 

在技术和行业变革方面，由于工资持续上涨、技术进步，以及收入水平提高促使个体对服务业的需求增加，很显然，中国现在必须将经济发展重心转向更先进的技术和以知识为主导的服务型经济。这种转变将涉及对研发和创新的大力投资，培养适应新时代的技能，还涉及对衰落行业和地区的妥善管理。

 

Wu（2000）考察了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TFP 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两个部分。他认为，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效率的提高和要素投入的增长。90 年代以来，技术进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Chen 和Golley（2014）估算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增长模式，该模式将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考察范围，发现研发强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积极的影响因素，推动中国的GTFP 和TFP 在1980— 2010 年均出现正增长。

 

技术变革日益加快，而经济整体增长速度放缓，这意味着改变经济结构不能再仅仅通过一些部门比其他部门增长更快来实现，某些行业和地区的增长将在未来几年出现下降，这要求中国必须对转型的过程妥善管理，以确保社会凝聚力和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有很多，包括开展培训、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措施、恰当设置政府职能（例如在受衰退行业影响的地区）和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等。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笼统地说，即“向价值链上游移动”，这需要中国调整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工资水平平均约为中国的一半，如果中国能够与这些国家在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建立联系，分享最新技术，那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能够在形成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的过程中发挥强大而积极的作用。这将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变革的动力，与20 世纪70 年代至90 年代相比，中国通过低成本制造和合资企业融入世界经济的情形基本类似。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将凭借先进技术，扮演落后国家的外部合作伙伴的角色。

 

Climate Action Tracker（2019）表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必须在2070 年前实现净零，世界才有机会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根据IPCC（2018） 的建议，二氧化碳排放必须更早在2050 年左右达到净零排放。如前所述，由于中国自身的经济规模和排放规模，其必须接近零碳，才能使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实现这一目标。为了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近年来，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二氧化碳排放量似乎已趋于稳定，并将开始逐渐减少（见图1）。中国对《巴黎协定》承诺的国家自主贡献包括2030 年左右实现碳达峰。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如果要实现巴黎气候目标，全球排放量必须在未来20 年下降25% 以上（UNEP, 2016）。除非中国的排放量在未来几年达到峰值并开始大幅下降，否则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

 

实现碳排放大幅下降所需的投资变革，特别是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变革，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讨论，我们在另一篇论文（Stern et al.，2020）中展开更详细的论述。如果能有序开展投资、创新和改革，将可以创造出一条非常有吸引力的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道路。这一过程中，公共财政和人口结构因素至关重要，我们将在第四部分简要讨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