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经济增长：历史、趋势、挑战和未来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在此期间，中国经济产出主要由中央政府指导和控制，中央政府制定生产目标，控制价格，并在大部分经济主体间配置资源。换句话说，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的是政府，而不是自由市场。这种经济体制产生许多问题，包括：产品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导致供应不足或供应过剩；政府作为唯一的资源调动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抑制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缺乏竞争，导致低效率。

 

中国的经济改革践行了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改革开放始于1978 年，最初，中国设立了深圳、珠海等几个经济特区进行试点，并把这些试点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广泛推广。20 世纪70 年代末，中国推行了农业和家庭制度方面的关键性改革，80 年代开始扶持个体户、乡镇企业，并对经济特区的发展提供更多支持，90 年代进行金融改革，发展专业银行并成立政策性银行。21 世纪初，改革发展的重点转向人力资本的提升与积累，教育转型升级，并大力普及社会保障。在整个改革发展过程中，中国越来越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与世界经济的互动。

 

在过去四十多年里，随着这一连串的结构性改革，中国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的转变。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中国每一阶段的改革都充分吸取上一阶段改革的经验教训，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及时对发展目标做出调整。

 

当然，这种快速增长也暴露出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和低效率”的特征 （Yang and Zhao, 2018）。Chow 和Li（2002）指出，1978— 1998 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9.7%，其中55% 的增长源自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正如Qi 等（2016）所观察到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煤炭推动，如果没有那么高水平的煤炭使用，那么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如此快速。

 

中国已经意识到过去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中国当下强调新增长模式下的结构性改革，并将重点放在除物质资本以外的各类资本，以及创新和技术发展（Songetal., 2017）。因此，未来30~40 年里中国将再次转型，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但转型的维度将不再集中于产出和收入，人民福祉、社会和环境质量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指标将成为焦点。一直以来，中国的关键转型和各项改革措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动，下一阶段的改革措施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都尤为重要。

 

（一）中国未来几十年需要应对的挑战

 

1. 气候变化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威胁迫使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控制碳排放。Lenton 等（2019）总结了有关气温超过临界点所造成威胁的证据，包括冰川崩塌及生物圈边界等，并认为我们正处于地球紧急状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2019 年排放差距报告》（Ession Gap Report2019）显示，到2030 年，全球可能达到的碳排放量与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内所应达到的排放量之间的差距约为130 亿~15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比2020 年的排放差距扩大50%。在全球范围内，过去十年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和行动显然远远不够，这就要求现在的行动要更快、更具变革性。作为世界上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之一，中国必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2. 新技术

 

一方面，当房地产 和全球化等旧的增长动力消失时，新技术的推广可以刺激需求，促进创新，进而成为新的增长动力。中国必须优先发展适合的技术，并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适当的融资来支持这些技术发展。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发展，可能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重大的干扰和风险。因此，中国必须确保公平转型，不能让弱势群体掉队。

 

3.“一带一路”倡议

 

部分学者认为，目前对“一带一路”倡议（BRI ）的官方描述含糊不清（Ang，2019）。这种概念上的模糊性有时会导致一些借“一带一路”倡议之名的投机活动，也在某些方面引发外界质疑。中国要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好“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品牌，首先必须明确“一带一路”倡议的定义，明确其范围，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享信息。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各自的发展战略和重点，中国可以作为合作伙伴为其提供帮助，但不会决定各国经济的未来。中国应与这些国家建立透明和相互理解的伙伴关系，才能保证“一带一路”倡议取得成功并持续产生深远影响。

 

4. 其他挑战

 

其他挑战包括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贸易和投资的持续不确定性、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等，这些应成为短期或中期政策的重点。新冠肺炎疫情的短期影响带来了更多挑战，但同时也创造了重新思考经济发展模式的机会。

 

（二）未来中国的新增长模式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新增长模式应该具备：（1）可持续性，即为下一代提供至少和当代人一样好的机会；（2）包容性，是指应对新挑战，促进创新，为所有人创造平等的 机会；（3）低碳增长，这需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争取在未来几十年内实现净零排放的 目标；（4）以市场为导向，为私营部门提供公平和透明的投资环境。

 

1. 可持续性

 

中国的新增长模式能够而且应该是可持续的，这将取决于对人民福祉和财富至关重要的四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数量和质量（Stern, 2015；Hamilton and Hepburn, 2017；Managi and Kumar, 2018；Lange et al., 2018）。物质资本的扩张在过去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但近年来，人们对低质量或高污染的物质资本对其他三种形式资本危害的认识逐步加深。这样的物质资本会减少或破坏自然资本，例如污染土壤、水和破坏森林，对自然资本的破坏又会损害人类健康并造成更多死亡，从而减少、损害或摧毁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破坏又可能会加剧社会紧张，造成对社会资本的破坏。技术进步作为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因素，应用于所有四种资本及其组合，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Fagerberg, 2000）。

 

2. 包容性

 

新的增长策略也应当具有包容性，它必须拥抱一个正在迅速变化的世界：新技术的快速兴起，特别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 （Adams，2018）；气候变化的挑战加剧；世界贸易新威胁出现等。一方面这些变化会带来破坏和风险，需要妥善管理，但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创新和投资的巨大机遇。与此同时，中国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必须强调是为所有人创造机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减少不平等，提升社会凝聚力。

 

3. 低碳增长

 

在强调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未来30 至50 年必须实现净零排放。如果要将全球气温较工业化前的水平上升稳定在 “远 低于2℃”的水平，这个目标和时间期限是必要的。正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发布的《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所显示的那样，2℃的温升比1.5℃的温升带来的危险要高得多（IPCC，2018）。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前各国对《巴黎协定》所承诺的国家自主减排贡献，体现了各国计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决心，但从贡献总和来看，却有可能使全球温升达到3℃或更高（Climate Action Tracker，2019）。然而，我们知道，全球温升超过2℃ 将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巴黎协定》提出的将气温较工业化前的水平上升控制在“远低于2℃”的水平是非常明智的。全世界要共同承担气温升高所带来的后果，而如果全球排放总量要实现净零，那么作为主要的碳排放国，中国也必须如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对可能持续30 至50 年的长期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投资进行紧急评估 （Pfeiffer et al., 2018）。

 

4. 以市场为导向

 

民营企业是高质量、高科技和可持续增长所需创新动力的重要来源。Lardy（2014）认为，1978 年以来，中国城镇就业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民营企业。未来十年的创新和投资也将在很大程度上由民营经济推动，因此，改革应当以市场为导向，鼓励民营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换言之，公共政策、公共机构和公共投资应努力为新时代的创新和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