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中国韧劲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政策选项

 

疫后如何应对经济增速整体放缓下行和疫情冲击叠加的内外部风险显得尤为紧迫，疫情前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叠加疫情因素影响，使得中国经济复苏的韧劲也面临更复杂的挑战。未来，我们应抓住当前经济稳步复苏和稳定发展的窗口，通过多方面宏观政策协调，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对内结构性改革与对外稳步开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策方向，这一战略的提出具有现实客观性。无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和贸易形势，还是国内的经济发展环境，均处于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周期。坚持对内结构性改革的要义在于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寻找发展动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等一系列举措实现科技自主创新，以内需战略为导向，进而避免“卡脖子”等问题。同时，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也在加快，面对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出现的一些“新常态”，如贸易摩擦和争端加剧、科技脱钩、投资限制、金融制裁以及地缘政治风险，我们应稳妥推进对外开放，在确保自身安全与发展平衡的基础上稳步开放，防止出现一些外部风险和重大挑战，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领域，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在保护自身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共赢。

 

推进中国核心产业链加快重构。全球产业链的风险开始出现新的变化，除了传统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外，以核心技术限制、核心供应链“卡脖子”为典型的“长臂管辖”式的规则制衡范围和力度均在扩大，为此，我们必须加快核心产业链重构。一方面，中国应在稳定国内经济宏观基本面优势的基础上，巩固自身的核心产业链系统，通过战略性规划破解中短期“卡脖子”技术问题，借助产学研体系促进高精尖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力争实现“各个击破”。另一方面，应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全球产业链金融建设，构建产业链重构的国际金融环境，既能够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资源，又能够大力倡导多边主义，借助RECP、《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以及力争加入的CPTPP等区域自由贸易协议，夯实核心产业链根基，并优化贸易结构。同时，我们应利用好有利的国际规则来保护本土产业链安全，维护本土跨国企业合法权益，以务实的态度加强国际国内规则互动和正向竞争。

 

宏观政策调整预期引导应更加精准。虽然中国经济率先走出疫情危机，但疫后宏观政策回归常态仍是一个稳慎且微妙的平衡。从基本面看，投资、生产制造和部分消费板块已逐步恢复到疫前水平，但部分疫情敏感性行业如交通运输、航空、文旅等仍处于修复期，疫后次生风险和局部疫情散发等不可忽视。宏观经济亟需精准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支持，不宜过快收紧或出现“急转弯”现象。疫后可能会出现地方政府财政盈余分化、隐性债务风险和宏观经济杠杆率过高的问题。目前市场屡次出现“流动性拐点”和“政策收紧”的不同预期，由此引发机构投资者集体“抱团”行为和散户“恐慌”心理。宏观政策预期传导出现部分预期偏差，亟待更加畅通的政策预期引导，释放政策平稳过渡的积极信号，而政策与市场的共识在于确保经济复苏的市场信心和宏观政策的连续性。

 

财政与货币政策须进一步加强协调。疫后中国经济保持复苏态势不变，但部分行业亟待政策纾困和修复，需重点关注核心行业和企业复苏的结构性难题。据财政部最新数据，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3.9%，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分别同比下降2.3%和11.7%。财政逐季好转的同时，地方政府财政盈余的分化现象客观存在，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和信用机制建设更为迫切。货币政策则应根据经济基本面进行适度调整，给予中小微企业更多倾斜，包括延期付息和优惠利率政策的创新，减缓疫后部分行业复苏与财务压力，同时应关注重点企业高负债率和恶意“逃废债”问题，如近期屡屡出现华晨汽车、海航集团等类似潜在风险，值得警惕。目前经济复苏内外环境较为复杂，既要防范内部政策转弯的风险，又要防范外部政策溢出的风险，防止出现预期偏差风险。

 

持续健全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十四五”规划强调通过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均衡发展。房地产调控仍遵循“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的政策导向，预计随着房地产融资“三条红线”的划定，重点城市房价涨幅将阶段性稳步回落。疫情期间，房地产市场并未“大水漫灌”，“房住不炒”的基调未因疫情而改变，部分城市的房价阶段性上涨和经营贷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得到根本遏制。可以预见，房地产市场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变化而逐渐分化，依赖房地产经济的三四线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将出现较大回落，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也将回归健康平稳。未来，除了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外，健全房地产市场长效管理机制将更为重要，预计政策层面将更加协调，从房地产企业投融资、土地出让金管理、房地产市场精准调控、个人房贷政策以及住房租赁市场建设等多个层面进行统筹管理，并将适时研究推出房地产税，进而促进房地产市场真正回归居住的基本功能。

 

稳步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与金融开放。“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及“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同时强调“深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健全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2020年，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建设和开放进程加快，包括取消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新《证券法》颁布实施，国债纳入摩根大通债券指数，取消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将会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机构加大人民币资产布局，形成良性有序的竞争与合作势头，全面提升国内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水平。未来，资本市场改革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以及上海临港新片区等区域试点，引导和培育更多境外机构加大投资，进一步增强我国人民币资产在境外的配置比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新基建”融合。“十四五”规划单独提及“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可见对数字经济的高度重视。中国信通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年）》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5.2万亿美元，数字经济体量居世界第二位。2021年，中央层面将出台新基建发展规划，明确新基建板块细分领域和产业集群。后疫情时期，数字经济将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制造业紧密融合，工业互联网将迎来重大利好。从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议中可以看出，新型基础设施投资驱动被提上议事日程，作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十四五”规划目标的重要手段，5G、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开始登上宏观经济调控的舞台。从长远看，数字经济将是我国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式，以此衍生出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前沿领域，与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应用充分融合，赋能传统行业如零售消费、制造业、工业生产和跨境贸易等，释放新的增长潜能。

 

更加重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国际比较经验看，资本的高度集中、市场垄断和放松监管衍生出了许多风险问题，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过度金融创新、脱离监管的典型，最终酿成了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强监管仍是金融业的主基调。中国银行业整体资产质量和风险压力测试结果较好，但局部仍存有中小银行可能出现的不良率攀升、资本金不足等结构性风险问题。我们应充分认识到，银行业的转型不仅仅是技术和组织架构层面的数字化，更是服务理念、价值创造的机制转型。未来商业银行的目标在于向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转型，根本出路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聚焦普惠金融、新基建、制造业、绿色金融等核心领域；二是以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为根基，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思维，稳步推动公司治理、资本补充和数字化建设。

 

结语与展望

 

全球疫情进入拐点的时间线仍无法确定，但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以及欧美宽松政策退出的难题已不容小觑。从康波周期的逻辑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未来十到二十年正处于第二波周期的起点，疫情防控与经济“战役”并行，顺利渡过上半年艰难时期，解决因疫情受困企业、市场和区域发展“滞留”问题，防止产业链“断裂”风险，已到政策关口。中国经济具有较强韧性，经济基本面仍在预期运行，整体发展趋势平稳，疫情期间未出现“超预期衰退”现象，整体经济风险仍旧可控，并且恢复很快。卓有成效的疫情防控和稳健灵活适度的财政货币政策为疫后经济强劲复苏奠定了基础。

 

值得警惕的是，疫后全球经济复苏将出现严重的分化格局，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必须应对过度宽松政策以及巨大债务赤字引发的一系列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大国宽松政策外溢效应和溢出风险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主权债务违约问题。除了考虑疫情的持续存在因素外，全球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并未解决，一些突出的地缘政治风险、财政赤字货币化、贸易争端以及科技脱钩等仍是制约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坚持结构性改革，破解疫后影响宏观经济的长期矛盾，将防风险与稳增长结合起来，是寻求安全与发展的立足点。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