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中国经济的内生性问题应得到足够重视

 

由于中国疫情防控较早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为全面复工复产和经济恢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中国经济进入到疫后全面修复期。但是，疫情前积累的内生性问题仍不可回避，加上疫情因素影响和外部环境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应正视我们的机遇和困难。

 

中国经济增速呈逐步放缓的发展趋势。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看，自2019年起，GDP增速已从中高速阶段（年均增速9%～10%）放缓至中低速阶段（年均增速6%～7%），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经济从过去的追赶型、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迈入领先型、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规律与发达经济体基本一致，当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保持5%左右的增速已实属不易。同时，中国经济更加注重从粗放型、资源消耗型向科技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更多依赖高新技术和高价值产业链驱动，并转型为以消费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当然，我们也应警惕GDP增速过快放缓带来的一些问题，保持更加稳定、可持续的增长仍是重点。

 

后工业时代科技自主创新的难度加大。第四次科技革命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竞相发展中逐步显现，许多国家加入到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包括德国工业4.0、中国制造业2025以及美国基建投资计划等，表明未来经济竞争的焦点在于科技，特别是独创的、先进的科技。于中国而言，当前科技竞争的挑战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部分发达经济体采取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知识产权过度保护以及“科技脱钩”等政策，增加了科技交流、研发创新的成本和难度；二是高新科技的进步依赖基础科学和前沿的产学研体系支撑，对于一些诸如精密仪器、芯片等的研发迭代，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扎实的积累和不断优化创新。后工业化时代，阻碍经济增长和贸易的关键在于科技自主创新，否则就得面临“卡脖子”问题，未来科技研发所衍生的产业链供应链也更加强调自主可控。

 

全要素生产和要素市场改革仍有待加快。从国际经验看，发达经济体如新加坡、美国、德国等在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后继续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主要原因是采取了更具前瞻性的科技创新战略，以科技为导向，驱动金融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全要素生产率，并着重以内需市场为主，形成巨大的内生性增长潜力，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度甚至超过85%～90%。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还需要经过更加坚定的市场化改革，包括落实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城乡融合建设，并通过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带动周边不发达地区经济协同。

 

人口红利的“消退”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40余年里，依托改革政策和扩大开放打开了全球化的大门，以最初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导向经济崛起，成就“世界工厂”地位，这其中人口红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大量廉价商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获得了较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但是，人口红利正随着“少子化”的提前到来出现一些转型，老龄化危机也开始出现，对于当前乃至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将产生巨大影响。从数据看，2007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为1.53亿人，2019年增至2.5亿人以上，12年间涨幅超过65%；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009年的12.5%增加到了2019年的18.1%，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这势必会从消费和投资两个层面来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可能出现逐步萎缩的消费市场和下滑的投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