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反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能否成功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式站上高收入国家的序列；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实现从量到质的变革。这些是经济学界近几年讨论最多的长期性话题，而我们思考这些问题，需要从最关键因素下手。目前看，影响这些问题答案的最关键五大因素是：科技实力、消费升级、人口质量、生态环境、发展欲望。

 

 

1、科技创新是现阶段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纵观全球，任何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都需要经历经济核心增长动能的转换，从要素驱动到投资驱动再到科技创新驱动。所谓要素驱动就是劳动力、土地、矿产等生产要素驱动。例如，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劳动力成本低，土地、矿产等资源丰富，所以这些生产要素驱动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增长。紧接着中国的第二发展阶段靠的是投资驱动，这里的投资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比如房地产，以及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对于经济的流通与激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投资驱动拉动了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增长。而目前，这两大驱动力的增长动能已经不足，已经不能支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所以，要保持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我们下一阶段要迎来的就是科技创新驱动。

 

科技创新驱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多重要，可以很简单的通过对比各大经济体人均GDP走势得知。将各大经济体首次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的时间节点放在同一起跑点上对比会发现，有些经济体在人均GDP发展到1万美元时，能快速突破1-1.2万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持续走高，如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发达国家。而有些经济体的人均GDP始终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如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很显然能快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处于科技创新驱动发展阶段，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常年无法突破的国家，一般都以生产要素、初级技术驱动为主。关于中等收入陷阱与科技创新的关系，麻省理工学院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在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其经济增长策略没有从以投资主导模式转型到创新主导模式。

 

以美国为例，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因内战侵扰，并未在一开始搭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快车，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科技创新情况不如英、法等国。但美国善于引进和吸收他国的科学技术成果、迅速推广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充分利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溢出效应。在“半机械化”的加持下，美国农业产值由1800年的2.2亿美元增长到1860年14.69亿美元，工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由技术引进向引进与独创并进的模式转型，建立起独立的科学体系，如爱迪生、莫尓斯等一系列科学家的涌现、全国各地实验室和研究所的兴建，研究资金的大量投入、教育事业的大力发展等，使得原本萌芽于英国的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遍地开花。整个二十世纪，美国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将其推向新高度。数据显示，联邦政府对大学的资助金从1935到1960年增长了10倍，在1960年占联邦研发总经费60%以上。

 

到了1971年，美国更是为科技创新搭上了一体两翼的翅膀。一翼是产业端，科技创新公司的沃土—硅谷的诞生，另外一翼是融资端，科技类上市公司的聚集地—纳斯达克的成立。先进科技需要好的商业成果转化才能更好的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具备商业成果转化能力的企业需要资金加持来促进它们发展壮大。因此美国的硅谷与纳斯达克，是为科技创新发展打造了很好的产业端与融资端双循环体系。经过美国一系列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我们可以看到在1978年美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金后，没有丝毫阻碍，一路走高。

 

2、新基建与科创板：打造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体两翼”

 

从美国的发展历程，可以感受到科技创新驱动对经济的增长有多么重要。中国的人均GDP在2019年也刚刚突破1万美元，我们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间节点上，能否快速冲破中等收入陷阱，就要看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因此我们近几年一直在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的发展，2020年中国更是拥有了自己的科技创新的“一体两翼”。在我们的“一体两翼”中，产业端是新基建，融资端是科创板。

 

产业端方面，2020年AI、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成为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一环。要推动科技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首先要有良好的新技术基础设施环境。中国新基建的提出就是为了技术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其中包括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以及智能交通、智慧能源等深度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基础设施等。总结来说，新基建是为中国实现科技强国战略、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创造基础条件。

 

融资端方面，科技的商业成果转化、持续研发投入，以及科技企业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支持，而科创板的成立则为优秀的科技企业提供了上市融资发展的渠道。科技公司在早期的发展中是非常艰难的，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在中国资本市场未进行注册制改革前，上市门槛高企，近一年净利润达到80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上市才能够得到“保障”。处于发展中的科技企业很难登陆A股市场，更多的只能进行贷款融资。但是向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一方面本就在增加企业的债务成本，另一方面那些处于创业初期的科技企业，也很难从银行获得足够的贷款。

 

在2019年7月科创板落地并试点注册制后，中国资本市场为科技创新企业拓宽了直接融资渠道，只要企业足够优秀、估值受到市场投资者的认可，并达到科创板相应的市值要求，在信息披露合格的前提下，就能登陆科创板融资发展。科创板上市制度不再以盈利能力为核心，而是以市场化市值为核心。即便是处于发展早期尚未盈利，甚至还处于研发阶段连营收都没有的科技企业，只要到达相应的市值要求，都可以实现科创板上市。目前，科创板就已有16家企业上市时尚未实现盈亏平衡。

 

同时，科创板的发展，也带动中国一级市场投资机构对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因为硬科技有了科创板这条畅通的投资退出渠道，投机机构也会更有热情挖掘出那些具备潜力的科技创新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所以，科创板的成立，是拓宽科技公司在一二级整体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此外，创业板的注册制改革，弱化盈利要求，允许处于成长期与新技术深度融合的企业登陆创业板，这也将拓宽那些虽然算不上硬科技，但属于技术创新的公司的直接融资渠道。这类的公司数量众多，在先进科技的技术应用和商业成果转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

 

新基建与科创板，代表着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产业端与融资端的两大推力，只有产融结合，才能打通科技创新发展的“任督二脉”，实现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

 

3、未来科技创新发展的趋势：引领“数字经济革命”

 

中国目前最具优势的科技创新发展领域之一就是数字化。在以往的技术发展历程中，如果说中国是赶上工业革命的末班车、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那么现如今中国将有机会引领“数字经济革命”。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对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2%，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同时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仅次于美国，增长速度更是位居第一。网上购物、扫码用车、在线教育、远程办公、云端存储等各式各样的数字经济形态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数据正逐步成为大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有助于数字经济的进一步推广发展。根据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化之路报告》显示，2020年至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长率将保持在15%左右。此增速远超GDP增长速度，将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宏观层面：中国将成为世界消费中心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消费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是永恒不变的核心议题。过去1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32万亿美元上涨至6.05万亿美元，CAGR约为10.04%。对比中美两国的社零总额数据，可以明显的看到，中美之间的社零总额差距在逐年缩小。在2025年，中国的社零总额非常有望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其中，在高端奢侈品消费领域，中国用不到20年的时间成为全球奢侈品市场中的中流砥柱，从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100上升到1/3。且在2020年世界各国经济萎缩的情况下，逆势增长45%。多方数据表明，随着主流消费群体的迁移、消费行为特征的转变和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升，中国消费潜力将持续释放。

 

从全球的消费态势来看，明显能感觉到中国从以往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正在迎接一个新的角色，那就是全球消费中心。在双循环的背景下，国内循环为循环主体，内需消费会是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作为世界工厂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拥有充分的自产自销能力作为保障，要实现经济的内循环，以消费为代表的内需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意味着消费要引领新生产，生产要支撑新消费，以达到二者的适配性。在消费动能充足的今天，乘着数字化经济发展的东风，实现产业升级，迎合新时代下日益增长的服务型、享受型和个性化、格调化新消费，中国将展现出无限的消费潜力。

 

2、中观层面：中华老字号及国货品牌将迎来崛起

 

从中观行业层面来看，在国家政策引导、以及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推动下，中华老字号及国货品牌迎来快速发展期。十四五规划提出要保护发展中华老字号，提升自主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培育一批高端品牌，使得国货品牌迎来被高度聚焦的时点。同时，坚持“四个自信”导向下的文化自信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唤起了更深的爱国情怀，为国货品牌走近新一代消费者创造了条件，对国货崛起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推动方面，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新渠道作为供需间的桥梁，使得国货品牌的精神价值传达性更强，重回到大众视野之中，加深了其在Z世代消费者对民族品牌的亲近感。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老字号、国货品牌入驻天猫、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刚过去的“抖音618好物节”也特别打造了“遇见新国潮”专区。活动期间数据显示，泸州老窖、百雀羚、恒源祥销售环比增幅达164.5%、80.8%、65.8%，获得了较大的市场增量。

 

3、微观层面：Z世代与新银发群体将成为消费核心驱动力

 

中国不同代际的消费者需求经历了从功能型需求到情感型需求再到态度型需求的转变，以Z世代为主流消费者的新消费行为特征逐步明显。根据腾讯数据显示，在95-09年出生的2.6亿的Z世代，他们如今占据着中国整体消费力的40%，已经是中国第一消费主力。在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时代下成长起来的Z世代，他们的消费需求以及消费行为特征，相比前几代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更具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则为消费行业带来新增量机遇。比如，Z世代具有更开放的消费态度，喜欢个性化、格调化的产品，并乐意为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产品买单。可以说他们的所买所用，在一定程度上被贴上了自己的精神标签。

 

Z世代的消费行为特征，催生了一系列新国潮品牌。如完美日记玩转各类营销手段、多层级内容推广迅速崛起，元气森林通过将Z世代朋克养生的特性，与品质、颜值的完美融合而一路高歌；三顿半凭借其视觉的惊艳性、消费场景的多样性重燃速溶咖啡市场；钟薛高打造高端路线、结合传统文化成功出圈。同时，这也给予了一系列老字号等国货品牌迎风而上、弯道超车的机会。波司登从最初的四季化、国际化、多品牌化的三化战略到如今聚焦化、年轻化、高端化、时尚化的转型，通过产品设计升级和年轻化营销，成功摆脱上一代的记忆，引爆销量；青岛啤酒将传统营销与精准化营销相结合，联合各大IP，推出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式消费，并打造了啤酒精酿、工业旅游等一体式多元化消费生态体系，巧妙地实现了跨时代的干杯。

 

新银发经济相较Z世代消费则更为低调，但不容忽略。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中国同样有着2.6亿的人口，他们在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占据着一席之地。虽然当前银发家族的收入差异化较大，但在总体消费倾向上，保持着传统的功能型和情感型需求，在意价格，看重性价比。比如下沉市场四大天王之一拼多多，它就是将老年人群体作为主要受众消费者之一，通过拼单、秒杀、砍价等方式实施价格刺激，并辅以内容引导，在老年圈形成了低价拼团社交。

 

最新一批从中年过度到老年的群体，是见证信息科技发展的第一批老年人，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交软件使用习惯和线上购买习惯，且在互联网的普及下，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始学习并使用网络。截至2020年12月，中国50岁以上的银发网民有近2.6亿人，占比达26.3%。随着互联网在新银发一族中渗透率的不断提高，未来在电商领域将具有较大的消费潜力。

 

 

经济增长可以归因于量的累积和质的提升两大方面。量的因素指生产要素的投入，其累积包括劳动力的增多、劳动时间的延长和资本深化等，质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增效，其提升包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50%，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劳动力市场冲击进一步加大。随着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不断变化和有效劳动力供给增速不断下降，经济潜在增长受到牵制。

 

为了避免劳动力的下降，一方面中国开始放开二胎、三胎，来鼓励生育、增加劳动力，而另一方提高生产率同样重要。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说：“生产率并非一切，但从长远看，它几乎就是一切。”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国家质的状况。美国、日本和中国分别于1950年、1970年和1997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对比三国全员劳动生产率情况可以发现，尽管中国生产率增速较高，但单位劳动产出处于较低水平，不仅远低于日、美两国，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有更大的活力，劳动生产率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人口质量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以美国为例，若以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人口质量，可以看出近二十余年里，美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中，中等教育占比由1994年的62.3%下降至46.6%，高等教育占比上升最快，由32.0%上升至50.2%，突破半数劳动力，其中硕士和博士生占比由7.9%上升至14.5%，人口质量大幅提升。

 

对比2018年中美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就业人口学历仍以基础教育为主，其中初中学历占比为43.1%，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美国高等教育占比远高于中国，且研究生教育占比差距更甚。

 

总体来看，中国目前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非高等教育人群仍然为劳动力市场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向非农高附加值行业的转移，且人力资本的增值受限，从而拖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想抵消劳动力供给增速放缓和劳动力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提质增效必不可少。因此，提升人口质量，实现由量到质的飞跃，是老龄化趋势下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题中之义。

 

四、生态环境：碳中和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点

 

从理论到实践来讲，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若是通过牺牲环境来实现的，那么它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关系到人类自身的长期生存和社会的持续发展。环境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就是维系生产力的正常运作。因此，我们除了要着眼于经济的发展，更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7年，中共十五大也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其中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整体时间远远短于其他发达经济体，所以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仅仅是单一的技术、能源、气候环境问题，而是一场影响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势必将对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能源、产业、科技、投资、金融等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

 

碳达峰、碳中和这一目标的完成虽然充满了挑战，但是其中也蕴涵了巨大的机遇。以能源为例，预计未来中国能源消费的总量将不断提高，所以今后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必须加快能源结构转型调整，大幅度降低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提高非化石能源的比重，也就是清洁能源、低碳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光伏风力发电、生物质能源和核电的比例，并在相关材料技术、氢燃料技术、储能技术、微电网技术等领域加快技术研发和突破。此外，在节能领域，我们与发达国家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这意味着，未来新能源、节能环保、绿色技术创新、清洁生产等产业都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展就是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减少碳排放的最好体现。据乘联会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大概是5.8%，也就是每年接近2500万辆销售的新车里有150万辆是新能源汽车，且未来这一渗透率会逐步提高。根据工信部的规划，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要占到总销量的20%，将来会进一步提高到50%，甚至最终完全替代传统燃油车，这将给新能源汽车行业及相关产业链带来巨大的发展与投资机会。

 

 

目前中国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只有把握住核心主体，才能够突破瓶颈期，实现进一步的发展。这其中，企业作为经济主体的细胞，必须要有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与欲望，才能为经济注入新鲜的血液。而企业的创新发展深深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为了保持企业的发展欲望，宏观层面必须营造良好的投资发展氛围。

 

首先，要打通间接融资渠道，也就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长期稳健的货币政策。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先后采用了降息、量化宽松（QE）以及财政赤字货币化（MMT）等“货币大放水”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一开始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经济长期陷入增长停滞、通缩的困境之中。这是因为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以健康持续的经济发展作为支撑，并且需要企业家和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发展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才能够有效发挥货币政策的最大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具备充足的发展态势并一直保持着高质量发展的势头。虽然近年来，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总体经济仍然保持着向上发展的趋势。这也为中国央行制定相关货币政策的成功获得了更大的赢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以更加轻松的姿态来制定货币政策，而是要更加立足于中国国情，审慎研究，珍惜来之不易的优势，充分利用发展机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也要拓宽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与间接融资渠道双管齐下。与间接融资相比，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强企业投资发展的欲望。目前，中国正在逐步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注册制改革，让更多的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这将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投资发展信心。

 

在新时代的市场经济下，光有产业链升级是不够的，需要资本融资端的匹配来实现产融的深刻结合与互动，以全面注册制为核心的这一系列改革，也将带领中国资本市场走向更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发展新道路。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渠道的打通建立起了良好的投资氛围，而良好的投资氛围有利于调动企业家的发展欲望。千万家企业的发展欲望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一种“合力”，而这种力量也正是经济实现增量破局发展的本源核心。

 

*感谢实习生王柯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赵海雁（悉尼大学）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