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1978-2019年的41年间，中国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增长了39倍，年均增速达到9.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4.9%上升到18.2%，经济总量世界占比的提升速度超过了英国、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在各自经济发展史上的最高增长记录(1)。1978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4元/年和133.6元/年。伴随经济高速发展，截至2019年，按可比价格计算，两者分别增加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7倍和21倍。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经济体量和质量的飞速发展，而“人口红利”则被公认是其背后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数次人口生育高峰。按照人口发展的惯性规律，在改革开放之后，先前“婴儿潮”中的新生人口陆续步入劳动年龄且相互叠加，劳动力规模持续扩大。同时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考虑到中国国家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点，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国策，出生率快速下降，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形态，从而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一定时期内维持较高水平、总抚养比维持较低水平，进而对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或“人口机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等多个领域的政策探索与创新充分开发并利用了当时的人口优势，实现了人口机会向经济效益的转变，进而收获了人口红利，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推动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多年来，众多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测算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介于10%—30%(2)。

 

但是，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演进、“人口机会”的动态转型，我国于世纪之交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其进程仍在加速、程度仍在加深。2020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1.91亿，人口老龄化水平为13.5%。根据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2010年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分别为6.96%、8.87%。可见，近10年来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在明显加速。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在2013年达到10.06亿人峰值，之后开始下降；其占总人口比重在2010年达到74.5%峰值，之后步入下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当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68.5%。近十余年来，学术界针对人口老龄化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展开了大量研究，很多结论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将导致有效劳动力规模萎缩，年龄结构的生产效应降低，人口抚养比上升，人口红利将减弱直至消失，最终会显著拖累我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3)。

 

为什么说人口红利理论具有缺陷，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人口红利理论关注了人口数量或年轻人口数量，然而我们认为与之相比健康人口数量更为关键。我们应当清醒的看到，几十年来，我国人口的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达到了历史性的新高度。1981—2019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由67.8岁提升至77.3岁，不但高于世界平均预期寿命，且趋近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二，人口红利理论并未考虑到人口素质的提升。1981—2019年，中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由12.6%提高至83.4%，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在2019年达到94.8%，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教育毛入学率由39.6%提高至89.5%，超出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6%提高至51.6%，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19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002万人，居世界第一(4)。与2010年相比，2020年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人口素质不断提高(5)。因此，我们认为尽管21世纪的中国正处在人口加速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抚养比提高等不可逆转的社会大背景下，但我们认为，仅仅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抚养比提高等数量视角对人口红利做出悲观的判断是带有较大局限性的。相反地，我们应该用客观、全面、动态地眼光看待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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