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尤其需要外贸充分发挥畅通要素流动的载体作用、促进创新发展的带动作用、联通内外循环的桥梁作用。在此背景下，清醒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变化，深刻研判国际贸易发展的新态势新趋势，探明风险挑战的主要来源和深层次动因，积极探索推动外贸更好发展的新路径新举措，对稳住我国外贸外资基本盘、实现贸易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尚未从危机中完全复苏，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又令世界经济遭受严重冲击。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下降42%；FDI降幅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同比下降了69%；外资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降幅较小，同比下降12%。

 

目前，发达国家仍是全球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主体，但国际组织对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三大预测指标均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达国家的冲击超过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冲击，这表明国际市场将大幅萎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虽然世界经济在2021年的复苏势头更强，但因复苏路径的分化，不同经济体之间、同一经济体内部的复苏速度存在明显差异，危机可能对经济产生持久冲击，多重潜在的风险并存，全球经济前景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外贸一直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十四五”时期，在全球市场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加大、世界经济前景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强的大背景下，尤其需要更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风险与挑战，稳住我国外贸外资基本盘。

 

对此，一方面，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强大引力场。特别是要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另一方面，要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加快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经引发了国际贸易规模、内容、结构、速度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未来，国际贸易的交易主体将由最终产品贸易、中间产品贸易发展到数字贸易，这一重大变化值得高度关注。

 

我国是全球贸易大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国。2020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值4.56万亿元。在数字经济浪潮中，我们能否把握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大势，进而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大国，关键在于能否用好数字技术、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需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有所突破，不断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

 

实现数字化转型，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是制定旨在提升技术、推动生产和服务数字化发展的相关战略与规划，发挥规划对企业投资的引导作用，鼓励企业打造新型数字化供应链体系，建立进出口和数字化转型综合性服务平台；二是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加快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经济建设，提升国家经济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三是加快制定数字领域的政策和法规，切实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数字化风险防范机制，在数据市场开放的进程中确保国家利益、企业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数据安全。

 

 

当前，全球贸易规则正处于重大调整中，WTO改革、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国际货物贸易规则细化、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完善等不断推进。正是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塑中，全球贸易的“新版图”逐步清晰。

 

目前，国际新一轮开放已经从“边境开放”向“边境内开放”转移，即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边境措施开放，向边境内的体制、规制、标准和政策转移，比如，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竞争中性政策等。在此背景下，我国加快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任务较为紧迫。

 

如何更好顺应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变化？一方面，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等。

 

 

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指出，从未来十年的风险发生概率和影响看，环境风险将是未来人类面临的最大风险，突出表现为极端天气、应对气候变化失败、自然灾害、生物多样性丧失、人为环境灾害等。

 

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是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目标，保护环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应该看到，全球环境风险对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依然严峻。面对这一挑战，我国要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还需要继续付出艰辛的努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对此，一要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政策与环境政策的协调，推动可持续发展；二要实现绿色生产，发展绿色贸易，按照国际先进的环保标准生产和制造，获得节能、低碳等绿色产品认证，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产品进出口；三要推动绿色投资，设立外资引进红线，严禁引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对外投资也要坚持绿色发展，推动绿色、低碳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提出“强化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着力提升粮食、能源、金融等领域安全发展能力”，这对我国外贸实现更好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未来，我国将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然要面对各种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对此，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

 

具体来看，要建立重要资源和产品全球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加强国际供应链保障合作，在国际产业安全合作上切实发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要健全产业损害预警体系，丰富贸易调整援助、贸易救济等政策工具，妥善应对经贸摩擦；要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和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不断完善境外分类分级监管体系，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体系；要加快推进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基础性立法，完善适用于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构建保护数据要素、处置网络安全事件、打击网络犯罪的国际协调合作机制和全球网络安全保障合作机制；要强化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粮食、能源、金融等领域的安全发展能力。

 

 

世界贸易组织在践行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因现有贸易规则难以适应数字技术对国际贸易的深刻影响，世界贸易组织面临规则重塑、完善争端解决机制、强化监督履行机制等多重改革任务。

 

我国是全球贸易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面临重大调整的关键时刻，要积极参与WTO改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要推动WTO发展议程谈判，坚决维护发展中成员地位，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发展权益，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参与跨境电子商务等数字贸易、服务贸易新规则谈判，加快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同时也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赢得主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作者：赵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