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新工业革命初期技术扩散动力不足、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的影响，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冲击，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世界范围内技术条件和政策环境变化对国际分工产生了重要影响，全球价值链呈现出阶段性收缩的态势。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价值链面临调整，区域化、数字化、绿色化成为国际生产体系调整的重要方向。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方式，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各产业的竞争优势正在重塑，呈现出新的演进趋势。

 

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更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积极适应国内外环境的新情况新动向，科学研判产业发展的趋势性变化，抓好参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竞争与合作的关键环节，用好产业发展的既有优势，加快形成新的优势，进一步彰显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挥更大作用。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一体化生产体系，既是国际分工深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全球化演进的动力机制由资本和成本驱动加快转向创新和知识驱动，进而引发全球价值链重构。

 

需要看到，新工业革命对制造范式及国际生产体系正在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尚未充分释放，再叠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全球化进程及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充满不确定性。对此，我们需深刻考察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判我国在全球价值链调整中的角色，进而理清有效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思路。

 

 

在对全球价值链的观察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国际机构，近期都注意到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态势——过去10年间，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势头放缓，一些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收缩态势。尽管全球价值链的总体参与度仍在提升，但其增速却大幅下降。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测算，2000年至2010年，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平均增速达到11%。2010年至2017年，这一数据大幅滑落到1%。同期，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的增速则由13%降至3%。

 

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全球贸易强度的变化，同样可以发现，生产和贸易的国际化进程自2000年以来进入了快速提升的阶段，全球货物出口占GDP的比重以及货物和服务出口占比都于2008年达到了阶段性的峰值，而2009年至2019年，国际贸易强度则表现为平稳收缩的态势。这一时期，世界货物贸易强度与总贸易强度之间的差距有所拉大，意味着货物贸易对国际贸易增长和全球价值链扩张的贡献相对落后于服务贸易。

 

全球价值链上服务创造的价值增长较快，一般被认为是全球化推动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然而，这一趋势却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下降。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服务业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在总体上不及制造业，现行统计体系对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上增值的核算还不够全面，难以准确体现服务对不同国家（地区）和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收缩或扩张放缓的态势，究竟是全球价值链的阶段性回调，还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尚有一些争论，短期内很难做出明确的判断。剖析全球价值链变化背后的深层动因，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内在机制。

 

过去20年中，引发全球价值链正向扩张的动力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不断下降的交通、通讯和信息成本，快速的技术进步，逐步减少的制约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治经济壁垒。长远来看，上述三类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仍然能够成立，基于分工深化和成本级差的全球价值链延展还会持续。但也要看到，新工业革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大国竞争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等因素相互交织，使包括技术进步、成本优势、贸易环境在内的那些以往具有正向动力的因素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影响方式和效应，甚至在特定的条件下，这些因素还有可能演变成全球价值链扩张的反作用力。

 

 

 

第一，新工业革命的多重影响。

 

20世纪中叶以来，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成为全球化的根本动力。然而，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刻而广泛地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全球化进程而言，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表现出“双刃剑”的作用，其在为商品和服务流动带来便利的同时，在某些领域以及特定的历史时期却会抑制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

 

比如，新技术的代际更迭周期显著缩短。这反映出技术创新日益活跃，同时也增加了科技投入及其收益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新技术收益的市场预期，导致全球价值链上新技术的扩散动力不足，阻碍创新要素的跨境配置。一旦技术扩散放缓，新技术便将对低收入国家构成“双重打击”。一方面，削弱了其比较优势，减少了这些国家的贸易收益；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锁定，又降低了低收入国家以低技能劳动力替代其他要素投入的能力，以至于这些国家更加难以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抵消技术劣势。

 

第二，贸易政策的转向。

 

新工业革命呼唤国际贸易规则的变革。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催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其持续时间之长、对现行多边体系的破坏之大，超出预期，贸易政策环境也发生了相应变化。

 

相较于创新活动及技术扩散的复杂影响，现有多数研究认为，贸易壁垒对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延展具有负面作用。随着贸易环境恶化及其影响逐渐释放，美国等发达国家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口占国内消费和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均有下降，中间产品供应和最终产品消费的本地偏好不断加强，这进一步抑制了美国等主要贸易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倾向。

 

第三，风险偏好的变化与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布局调整。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更多地被解读为外生的短期冲击。然而，随着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经济遭受冲击，不少国家受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短缺的困扰。面对严峻的供应链安全形势，一些国家和地区进一步降低了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从这个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扮演了全球价值链阶段性收缩“加速器”的角色。有学者认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各国的成本结构和技术能力，却促使欧美真正开始在战略层面对供应链安全因素给予高度关注。

 

需要注意的是，在以往的经济全球化中，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成本洼地”，推动全球供应链日益分散化。但由于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不时出现断点，现有国际分工方式暴露出其固有的脆弱性，凸显了保持供应链稳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生产和贸易集聚度提高，显然不利于跨国公司维护供应链稳定，但过于分散的供应链体系同样会放大安全方面的风险。因此，学术界和国际机构普遍认为，把更多的生产活动和供应链环节配置到更易掌控的本土或周边国家，将成为未来跨国公司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方向。

 

还要看到，国际生产体系的调整与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几乎是同步、同向的，影响其变化的因素也基本一致。不同产业和地区的生产转型各有不同，可能会呈现出产业回流、生产布局多元化区域化等态势，这些都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