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很多疑问，中国经济到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未来是不是还能继续保持增长？我自己的判断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几轮调整，未来5～7年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周期。”5月2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2021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发展论坛上指出。

眼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双循环”战略应运而生。新发展格局之下，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

在姚洋看来，经历过去十年的调整之后，整个世界都将进入新一轮长增长周期。中国经济经过几轮调整，该淘汰的企业、该淘汰的落后产能，基本上已经出清了，这奠定了下一轮经济复苏以及经济长周期的基础，下一波就是新的技术长周期即将到来——一般而言，这种周期可以持续10到20年时间。

也就是说，在本世纪头十年增长的基础上，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又将迎来一个黄金时期，而像成都这样的内陆城市，有望在新的增长时期赢得领先优势。

以下为姚洋演讲实录（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城市进化论获授权发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储蓄率过高、消费过低”已发生很大改变

过去十年，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十年。

首先是再平衡。我们以往储蓄率过高、消费过低，过去十年这种现象有很大改变。

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净出口占GDP比重最高峰达到9%、10%，实际上一直是比较低的，因此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看消费和资本形成。

我们所说的“中国经济失衡”，主要是从2000到2010年，消费占比下降非常非常快，十年之间下降了十多个百分点，2010年之后才开始恢复过来。我们现在提“双循环”，指的就是消费比例增加，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2010年就开始进入“双循环”，而且以国内循环为主。

再看资本形成总额或者说投资。本世纪头十年，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越来越高；但过去这十年，资本形成总额占比在下降，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已不再是主要依赖投资推动。

进一步看消费的变化，其实主要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变化，因为企业按照会计准则是没有消费的，而政府消费占GDP比重几乎没有变化。而如果看居民储蓄率的变化，从扣除新购住房之后的居民储蓄率来看，20多年来波动非常大，上世纪90年代实际上是在下降的，本世纪头十年非常高，之后又开始下降，已经不到20%，并不是那么高。

社会上流传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去几年速度下来了，是因为消费不足。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似是而非的，而且也不符合经济学原理。

一个国家经济要想增长，主要因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储蓄变成投资，二是技术进步。消费在什么时候有用呢？只有当经济增长率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时，才是管用的。所以，对于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我个人觉得重点不是进一步提高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而是得回到原点去想怎么推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

与储蓄率过高、消费过低得到改观相应的是，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改善。

可以看到，在国民收入构成中，政府收入占比较为稳定，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占比则“此起彼伏”。由于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2009年之后开始下降，这两年又有一点徘徊，但总体而言是在下降的。经济增长不能只看GDP数字，而要看老百姓是不是得到了实惠，居民收入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去工业化伴随人口红利消退，经济增长换挡

第二是去工业化。

从就业构成来看，我们的工业化发展在本世纪头十年非常非常快，第二产业就业占比在2010年达到顶点，随后就开始下降。

来源：国家统计局

实际上，经济结构转型的一般规律，就是“农业份额下降-服务业份额上升-工业份额先上升，后下降”，这是所有国家、尤其是成功经济体都经历过的过程，这不是一件坏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不过，必须要说的是，金融危机确实导致了我国过早地去工业化。我们计算过，如果没有金融危机，我国工业化高速发展应该持续到2017、2018年，但实际上到2010年就出现转折，这跟金融危机是有关系的。

与此相应的是人口红利正在消退。从“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这个重要指标来看，2010年也是我国人口红利的顶峰，然后开始下降。由此可见，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结构变化是高度相关的。

这次人口普查大家议论很多，我们也看到中国人口正在大范围调整，人口增长大省基本都是经济增长大省，比如广东、浙江、江苏；人口减少的省份，不出意料是东北三省，以及部分北方经济落后地区。

我们过去的城市化是跳跃式城市化，就是中西部包括四川这些人口大省，人口直接流向沿海地区；但现在这个过程基本上停下来了，人口流动变成阶梯性流动，就是三四线人口向一二线流动，农村人口向县城还有三四线城市流动，所以就引发了人口争夺战。

同时，经济增长我们在换挡，过去主要是靠扩大规模，现在技术进步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国科技投入增长非常快，按照我国的统计，到去年研发投入达到2.4万亿元，占GDP比重2.4%。

不过，这实际上没有实现我们“十三五”期间的目标。“十三五”期间我们定的是2.5%，所以还差0.1个百分点。当然，按照国际上的统计是远远超过这个数的。根据OECD的统计，美国占全球研发投入大概29%，中国占23%，比排在之后的4个国家总和还要多。

具体看2019年的分项数据，基础研究方面中国还是比较低的，只占6%；实验占得最多，因为它花钱多。相比之下，美国基础研究非常多，超过10%，这也是我们和美国的差距，中国还在追赶的阶段。

但是我们的企业研发上来了，华为2019年研发投入花了1300亿元，在世界上也是排第五、第六的位置。而且从国内企业研发投入前几名来看，排在前面的包括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中兴通讯等，都是通信领域等高科技企业。

除此之外，我们还经历了去产能、去杠杆。值得注意的是，去产能主要是针对华北地区，在淘汰落后产能、污染企业方面，北方地区去产能太快，进而导致北方去工业化比南方厉害。

PPI上升是经济进入新增长周期标志

这些措施采纳之后，使得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效率比较低的企业一轮一轮被淘汰掉，留下来的企业就是比较有活力、技术力量比较强的，这也奠定了下一轮经济复苏以及经济长周期的基础。

对于下一波新的技术长周期，增长潜力主要来自AI和机器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

AI和机器人的发展，中国有着巨大优势与潜力。首先中国有巨大的市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技术出来一定让市场来消化这个成本；其次我们还有海量的数据，可以变成生产力；老龄化虽然是一个挑战，但反过来也会加速AI的自动化发展。

在新能源领域，中国遥遥领先。我们的太阳能装机容量是世界的1/3，出产世界3/4的光伏组件。我们上一轮光伏爆发式增长，造成了很多问题，但留下来很多产能，而且这个产能升级了。现在，光伏发电成本基本上已跟火电持平，3.5毛一度，比较先进的企业甚至可以做到1毛钱一度，远远低于火电。风能我国也是装机容量最大的，太阳能如果我们能再有一些技术突破，比如储能技术突破，我们要实现“十四五”期间煤炭在能源消耗中降低10个百分点的目标，还是可能实现的。

电动汽车是中国“弯道超车”的一个战略，现在看来还是比较成功的。中国电动汽车销量占到世界30%～40%，相比之下燃油车只占世界10%。很明显中国在电动车方面是领先的，锂电池产能更是占到世界70%左右，宁德时代从一个小企业变成世界第一的锂电池企业，非常了不起。电动车领域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电动车领域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而且中国还有巨大的成本优势。不光是电池领域，比如我在山东看到的一个玻尿酸企业，他的企业效率可以达到日本企业的两倍，日本企业干脆“投降”，没有办法跟他玩了。

与此同时，今年的经济恢复还是相当令人振奋的，一季度增长18.3%，当然主要是出口带动的。有人说美国经济复苏了，对中国出口的需求会下来，这种说法我个人觉得是不对的，美国的经济复苏一定会提高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世界是联动的，它不是零和博弈，经济竞争永远是正和博弈。我的预测，今年的出口增速达到15%～20%没有太大问题。

相比之下，投资恢复分化很严重。投资里头跑得最快的仍然是房地产，也就是说，拉动经济增长的“前哨”行业仍然是房地产，增速基本上赶上了2019年的增速。此外，制造业和基建在三四月份恢复还是比较快的。

恢复比较慢的是消费、餐饮，和2019年相比也是负的，这次“五一”黄金周就可以看出来，游客人数比2019年增长3%，但消费额只有2019年的77%，这个差距非常大，原因在哪儿呢？主要还是我们收入恢复比较慢，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没有跟上来。估计进入下半年，随着经济进一步复苏，我们的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消费可以跟上来。

此外，今年PPI转正大家讨论非常多，很多人担心中国是不是要进入滞胀。实际上，从PPI传导到CPI到底会不会推动中国整体物价上涨，其实看一下2016、2017年，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参照。当时，也是PPI大宗商品价格猛涨，但事实上CPI并没有太涨，原因何在呢？主要原因是我们现在产能过剩实在是太多了，原材料价格涨了都会被这个过剩产能完全吸收掉，所以大家不用担心CPI会跟着涨。

在我看来，PPI上升反倒是一个好迹象，是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的标志。我个人认为，未来五至七年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因为落后产能、落后生产力已经出清了，我们也应该进入一个新的周期了。

（文中图表除“各地区十年人口绝对数变化”外，均来自姚洋现场演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