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其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当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人们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寻求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逐步拓展市场，经济全球化便不可遏制地出现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在全世界优化资源配置能力的增强，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同的世界市场发展状况，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西方国家凭借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14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城市出现了存在雇佣关系的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早期资本家、冒险家既渴望得到欧洲之外的特产（如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又希望将欧洲的商品销售到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经过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探索，到达东方及环球航行的新航路开辟了出来。新航路的开辟，彻底宣告了世界各地隔绝状态的终结，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从欧洲到亚洲、美洲和非洲等地的交通往来日益密切。新航路开辟的过程也是殖民国家对殖民地征服掠夺的过程。美洲大片的庄园被开辟出来，导致了“三角贸易”的兴起与繁荣；欧洲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往非洲，交换的却是近亿的黑奴；美洲的金银和工业原料等整船地运往欧洲，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1765年，英国织布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始了。1785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应用于纺织部门，人类进入蒸汽时代。随后，蒸汽动力运用于交通运输部门，火车、汽船相继发明问世，生产效率获得飞速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销往国外，亚非拉地区成为其工业原料供应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19世纪70年代，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汽车、电报、电话、飞机等相继问世，并投入使用，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垄断组织开始形成，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阶段。1869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并被英法控制，1914年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并被美国控制，这大大缩短了世界各地的航程，从时间、空间上将世界经济活动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

 

　　二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把它不断推向自我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确立。与崭新社会制度确立相对应的是崭新生产方式的产生。这种崭新的生产方式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彰显了它的生命力。于是，一个新的世界市场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这个新的世界市场已经成为能够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存在。这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并不是完全互相封闭的，而是在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微电子、生物工程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既进行着激烈的相互竞争也进行着一定程度的合作。在内部，它们在各自体系内加深合作，推进各种形式的一体化发展；在外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新一轮的扩张，推动经济全球化走向体系化和制度化。总体来看，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加深，世界各地的联系更加便捷。

 

　　三是经济全球化阶段。随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不复存在，两个平行市场亦不复存在，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世界呈现“一超多强”格局。世界局势得到缓和，各国都制定了适合本国发展的政策，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便利条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便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获得竞争优势。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使得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向前的动力、向后的阻力”均有了新发展。一方面，以信息革命为先导，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奏响了世界互联互通的新乐曲，各种新技术、新制度把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美国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在国际事务中推行单边主义，经济全球化发展遭遇巨大阻力。

 

　　经济全球化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继续向前发展

 

　　经济全球化发展会遇到如此之大的阻力，与这样一个事实紧密相关：尽管旧的生产关系不可能阻止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但其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一定会竭尽全力地阻碍新的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及各国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旧的财富和权力分配格局仍未被打破。旧格局、旧体制通过留存的力量阻碍与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相适应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形成巨大挑战。

 

　　首先，经济全球化会加剧国际“两极分化”，形成经济全球化的第一重自我否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早发优势积累了雄厚的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力量，掌握着国际经贸组织的主导权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并用这种权力为其在全球化发展中谋利，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结果是，经济全球化越发展，南北差距越大，世界经济发展越不平衡，一些技术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据统计，2018年，西方人均GDP最高国家的人均GDP甚至是世界上人均GDP最低国家的300倍。显然，那些被边缘化国家的人民及它们的同情者一定会形成反经济全球化的思想。

 

　　其次，经济全球化会放大经济危机，形成经济全球化的第二重自我否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彼此之间的依存度逐渐升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当代经济全球化主要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支配，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扩展到世界范围。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此外，经济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在全球扩展的同时，也把自身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扩展到全世界，进而加剧世界经济的无序和风险，诱发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可见，经济全球化在实现各国商品、资本、技术、劳务等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会把个别国家的经济风险扩散到其他国家。如果经济全球化按照现有模式进一步发展，爆发全球性危机的风险将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受到的批判也会越来越激烈。

 

　　最后，经济全球化会放大社会动荡，形成经济全球化的第三重自我否定。一则经济全球化使得财富分配更具有全球性，从而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公也更具有全球性，原来一国范围内的社会阶级矛盾扩大到了全世界。可以说，当前和过往模式的经济全球化越发展，阶级矛盾就越深入，卷入的人就越多，影响的地域就越广阔，如果出现社会动荡，规模也就越大。这就使得经济全球化大概率会受到希望缓和阶级矛盾的人们的反对。二则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联系与互动增强，国际问题诱发国内动荡、国内问题引发国际动荡的机率增大。原本只会在局部或一定国家内发生的动荡，很可能会通过要素的流动扩大到全世界。那些被牵连而引发动荡的国家很可能将自身损失归罪于经济全球化。

 

　　尽管如此，我们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与新的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当前，随着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和应用，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使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例如，不断涌现的在线直播、短视频、移动游戏、在线教育、云计算等新型信息服务模式都具有全球消费的特征。实体经济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物质产品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借助信息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为实物产品的使用者提供信息技术支持。信息沟通突破地域限制，从量变走向质变。仅就信息而言，人类甚至将从“地球村”跃进到“一家人”的程度，信息技术为人类交往、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

 

　　进入新世纪，生命科学的新发现、生物技术的新突破、生物技术产业的新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及社会发展的进程。例如，日益成熟的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以及正在加速发展的基因组学技术和蛋白质组学技术、生物信息技术、生物芯片技术、干细胞组织工程等关键技术，推动了生物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的医疗卫生、农业、人口和食品状况。这不仅将给予人类个体更长的生命，扩大全球交往的机会和意愿；还将带来观念的改变，最大限度地从个体的角度降低冲突的发生、财富的损失，使世界更加和平与稳定，使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更加安全。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加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正在加速发展的以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标的能源技术将引发全球能源变革，空间和海洋技术正在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疆域。这也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空间正在不断地拓展。另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意味着，经济全球化是物质力量作用的结果，必然随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

 

　　中国的发展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势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长江、尼罗河、亚马孙河、多瑙河昼夜不息、奔腾向前，尽管会出现一些回头浪，尽管会遇到很多险滩暗礁，但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逻辑、大趋势，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

 

　　第一，携手打赢全球疫情防控阻击战，站上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新起点。疫情防控期间，中国主动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保质保量向国际社会提供急需的防疫物资，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证明了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优化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是捍卫公共卫生安全最好的方法。打赢全球疫情防控阻击战，应强化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制作用，将抗疫国际合作中形成的经验做法切实转化为立根本、管长远的制度体系，筑牢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铜墙铁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第二，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新格局。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新格局，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必由之路。为此，需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建立健全贸易摩擦解决机制，加快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磋商；倡导多边自由贸易机制，扩大自由贸易“朋友圈”，主动分享发展经验，增进民生福祉。

 

　　第三，适应世界大变局，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当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是推倒重来，不应采用冷战、零和博弈的旧思维，而要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前提下，积极补充、改革、完善现有国际秩序，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的改革，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储备更强大的体制机制红利。

 

　　第四，促进文明对话和绿色发展，蓄积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动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推动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加快全球绿色发展，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同呵护好地球家园，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通过文明对话和绿色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拓展新的空间和机遇，促进经济全球化基础更牢、程度更深、更可持续。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势还应深刻认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因素。第一，要统筹好开放与安全。既要打开窗户，扩大开放，也要装好纱窗，更好维护经济安全。在新发展阶段，必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谋划国内发展，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全面扩大开放促进市场化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以更强的产业竞争力、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来保障经济安全，以更加安全的经济体制参与更高水平的经济全球化。要顺应大国经济发展规律，切实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立足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好开放与改革发展，找到开放与安全的黄金结合点。

 

　　第二，要有效防范化解风险。要坚持底线思维，坚决守住底线和红线，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稳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把风险防范落到实处。要把握好扩大开放的力度、进度和深度，积极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更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第三，要提升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能力。要提升规则制定能力，多边、区域与双边并举，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规则制定，反对保护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要提升安全保障能力，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健全产业安全机制，完善经济安全风险预警，健全外资安全审查、产业损害预警、贸易救济等机制，维护我国发展利益。要提升人才保障能力，积极培育经济、法律、管理、谈判等方面的国际化人才，增加我国在国际组织的代表性。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无论人们如何批判，无论其发展过程会出现什么样的曲折，都是不可能否定得掉的。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深刻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发展趋势及其背后的必然性，以“勇敢者”的态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掌握发展主动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陈江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