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发挥新经济的引领作用

 

1.加强以增强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机制建设，解决好新经济发展中的“卡脖子”技术问题。新经济的发展遵循重组式创新逻辑，这就决定了新经济的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关系会呈现相互交融的特点，也就是说哪个国家能把全社会知识创造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全社会的分布式知识利用起来，哪个国家就有可能在新经济发展中取得优势。因此，要发挥好新经济的引领作用，就必须加强以增强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机制建设，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要让知识价值在市场交换中充分体现出来。

 

发挥新经济的引领作用，有助于统筹好我国的发展与安全问题，但也要高度重视解决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卡脖子”技术问题。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还必须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不能完全通过市场的办法把全球最优秀的资源聚合起来，必须发挥好政府的作用，集中全社会的智慧才能尽快解决新经济发展中的“卡脖子”技术问题。但不能将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问题与加强以增强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机制建设割裂开来，只有通过加强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机制建设，全社会的知识资本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只有在全社会知识资本质量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我国遇到的卡脖子技术问题才会不断减少，集中力量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的能力才能不断提高。

 

2.协同推进新型基础设施与其应用场景的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从学术上来讲，老基建是与第一次、二次、三次产业革命相联系的基础设施，新基建是与第四次产业革命相联系的基础设施。但在新基建的过程中，要注意索洛悖论，即在新基建中生产率没有得到提升的问题。将新基建与应用场景建设同步推进是克服索洛悖论的有效途径。

 

3.避免出现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双刃剑效应。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有着超大规模市场需求，而且成长性好。超大规模市场使我国在生产率持续提高、建立完整的产业体系、进行高水平创新创业、孕育世界级都市圈和城市群以及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等方面具备比较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0）［12］1－7。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需求和市场的高成长性也为形成封闭的自我循环提供了条件，这有可能抑制结构性双面优势的形成和发挥。要将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市场成长快的优势转化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国内市场必须是公平竞争的，从各国发展的经验看，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在国际上是缺乏竞争力的，为此，国内大循环必须发挥公平竞争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的契合度高，契合度越高，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成长快的优势就容易转化为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因为技术能力、人均收入水平都较高，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引领者地位，有创造市场的能力，所以，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需求实现契合较容易。发展中国家因为是追随者，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需求相契合的难度大，所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通过引入外国投资者、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提升本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这种方式走的是一种逆循环之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要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就要在发挥这种方式作用的同时开辟新的空间，也就是要利用好国内市场，通过利用国内市场培育产业国际竞争力，更多地要走一条顺循环之路，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所以，企业既要把眼光放到国内市场上，也要树立国际视野，树立引领国际市场的长远目标。在体制机制上，要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的相互衔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要推动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改革进程，提出并建立更具包容性的贸易规则与机制、更有利于新经济潜力发挥和惠及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方案。在推动全球经贸规则的改革中，可借鉴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经验，提出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坚持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大前提下，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体落实到国际经贸规则的变革中，坚定地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坚持建立包容性国际贸易机制与规则，坚持共同而有差别的责任，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的责任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但可以自主选择其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的责任也应有所差别。

 

4.解决好新型要素的出现与贸易要素转变带来的治理问题。在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佛里德曼在演讲中讲到，世界在变得更平、更快、更智能之后，会迈向更深。何为更深？“设想一下，如果你的衬衫里面植入了传感器，就可以测量你的身体功能，并根据你的健康需求通知电商平台，在沃尔玛为你购买食物，然后用全自动车辆或无人机将食品运送至你的冰箱，并在冰箱再次发出缺货通知后重新为你进货。”这就是他所说的“深”。从托马斯·佛里德曼对于深的解释中，可以看到，他所谓的深就是除了商品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数字世界，所谓迈向深，就是在商品世界之外加了一个数字世界。全球化的早期，主体是产品的全球化，次期是在产品的全球化之外，加上服务，新的全球化则在产品、服务的基础上加上数字要素。数字要素与传统的产品和服务具有不同的属性，当全球化在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加上数字要素之后，相应地要求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进行调整。如何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探索过程中。“十四五”期间，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就需要解决由数字要素和数字贸易带来的新的治理挑战，要用国际视野推动服务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核心是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