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经历长期的发展，商品由短缺转入过剩，货币由短缺转入过剩，资产由短缺转入过剩，商品与货币、资产之间攀比式增长造成全面的相互引致性过剩，在此过程中，经济周期性波动，经济结构在持续性变化，支撑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边际生产力逐步递减，经济运行体系沉淀下庞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且大部分都已经达到峰值、遍布各处的建筑物和房地产、被复杂金融工具牢牢吸附的金融资源、被透支的资源环境容量，留下的是激烈市场竞争与掠夺厮杀之后战场、被各届政府长官撕扯式规划过的城池和日益凋敝的乡村，人们被驯化成为以追求财富至上的个体，人们的知识、技能、修养、德行并未伴随着所从事产业升级得到同步的进步，也未伴随城镇化的过程更加趋近现代性，这背后存在着一整套区别于一般市场经济体的运行和治理规则体系。当前，这家艘大船航行了40年后，体量越来越大，运行和治理规则日益固化，而面对百年大变局，全球化的逆潮，国际分工格局深刻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全球气候出现阶段性质变以及全球疫情肆虐横行等一系列冲击，应对这一切结构性变革，需要一场深刻的结构性改革，针对存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并释放出新的能量。我们需要适应的新的增长中枢、新的结构特征，需要选择新的结构性政策支撑结构性改革，并在结构变化中选择结构性机遇。

 

未来五到十年，我国经济结构将朝两个方向转型，一个是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因此，大消费肯定还是一个长期热点，正如巴菲特也长期配置大消费股票一样；另一个方向则是传统经济业态向新经济业态转型，与过去历史一样，能打造成百年老店的企业并不多，大部分企业都将服从生命周期，从繁荣走向衰落。我们注意到，上述结构性变化仅是我们从纷繁复杂的经济运行事实中找到的部分内容，从人口结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内需与外需结构、供应链结构、企业结构、金融结构、消费结构、商业模式结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线上与线下结构等等不同纬度、不同尺度上的结构性变化随处可见。这些结构性变化，大部分是趋势性的变化，疫情的影响使得结构性变化更为迅速、激烈。下一步，需要深刻认识到，在结构化转型的过程中，GDP增速中枢将出现明显放缓，引致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因素将更加复杂，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将越来越弱，这必须要适应。在总量性政策要十分审慎地转变，更加要突出预调微调。在结构性政策上，要下大功夫，深入把握结构性变化，通过改革的手段实现调控的目的。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解决结构性失衡，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提出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方案包括六大方面51项具体举措，涉及公平竞争、户籍改革、职称评审、股票发行、消费维权等方面，这就是一场深刻的结构性改革。

 

在结构性转型之下，全面牛市就很难形成。而且，随着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度的提高，资产的估值水平将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定价，而且市场热点的切换，也会越来越与全球主流市场同步。例如，2020年以来，互联网交易平台、新能源、电动车、芯片、新冠疫苗等热门赛道与美国股市热门赛道都非常类似。人口老龄化成为当下最突出的问题，尤其在新冠疫情下，全球确诊病例超过1亿人，因此，健康和长寿已经成为当前人们最大的需求。因此，能够让人们延缓衰老、延长寿命、保持青春或健康的医药产品，将会供不应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