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琦

 

9月4—5日，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召开。这一重要展会，对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扩大对外开放，乃至全球经济疫后复苏重振将产生深远影响，受到全球广为关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服务贸易是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8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同意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同意商务部提出的《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批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大连、厦门、青岛、深圳等28个省、市（区域）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试点期限为3年。就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试点的现状与趋势、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取得的进展及新一轮试点城市等问题，《中国发展观察》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张琦。

 

 

中国发展观察：8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同意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与上一轮名单相比，这一轮又有一些城市和区域进入试点名单。请评价一下自2016年至今中国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几年来取得的成效，以及这一轮新试点工作与前两轮相比的侧重点有何异同，新的任务有哪些？

 

张琦：自2016年2月国务院批准在15个城市和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2018年6月国务院批复将试点范围扩大到17个城市和地区，我们部门对此一直进行跟踪和评估研究。

 

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以来，在国务院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的统一部署协调下，国家各部委和各试点地区高度重视，强化组织领导，深入探索适应服贸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措施和开放路径。试点围绕进一步完善服贸管理体制、扩大开放水平、加快培育市场主体、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要素高效便捷流动、产业集聚发展、健全统计监测体系、提升监管能力与效率等八大任务展开，已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

 

一是有力地推动了试点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成为各地稳外贸的重要力量。助力试点地区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促进服务业双向投资活跃，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市场主体数量增加、实力增强，集中度有所提高，对实体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日渐显现，已成为各地稳住外贸基本盘的重要抓手。2019年，试点地区服务进出口占全国比重超过75%，发展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是积累了一系列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发展经验，体制创新的引领示范效应明显增强。试点地区积极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和经验归纳总结，商务部先后分三批印发了74条经验和最佳实践案例，日益突出强调创新性、重要性、代表性、有效性，示范作用更为显著。试点地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制度创新高地和制度培育“苗圃”。

 

三是带动全国服务贸易向高质量发展，成为产业转型新支撑、外贸增长新动能。在试点期间，全国其他地区也获得发展新动力，或直接受益于试点地区的拉动作用，或间接受益于试点经验的复制推广，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局面。据统计，在试点地区带动下，全国服务贸易发展表现亮眼：全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从2015年的6542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7850亿美元，年均增长4.7%。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形势下，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于同期货物出口增速，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达5.4万亿元，创历史新高；逆差明显收窄，金额减少358亿美元、下降14.1%；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进一步提升。

 

经过两期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为我国服务贸易长期向好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奠定了基础。面对国际环境新变化以及国内高质量发展新要求，有必要通过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扩大试点范围、拓展内容、提升水平，不断夯实服务业基础、激活服务贸易市场主体，加快培育外贸增长新动能和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为此，国务院批复将新一轮试点从原有的17个试点地区扩围至28个，试点期限也延长为3年。

 

新一轮试点的总体目标是：服务贸易深层次改革全面推进，高水平开放有序推进，全方位创新更加深化，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按照商务部服贸司司长的解读，本轮试点是在前两轮基础上的“全面深化”，《总体方案》重点围绕推动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提出了三个方面8项试点任务122项具体举措。其核心是在改革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完善政策体系、健全促进机制、创新发展模式、优化监管制度等方面，通过先行先试和差异化探索，在全面探索扩大对外开放、全面探索服务贸易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全面探索提升便利化水平、全面探索简政放权和强化监管效率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

 

新一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服务贸易，将加快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相信通过制度创新和营商环境改善，将吸引更多境内外资源要素投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不仅会带来市场拓展新机遇、促进新兴服务贸易新发展，还将通过深化国际合作、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在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贸易强国建设的同时，为全球服务贸易和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中国发展观察：近年来，各国日益重视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怎么看待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对我国来讲，是机遇还是挑战？

 

张琦：服务贸易是各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途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全球价值链深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一方面，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看，全球服务贸易增速高于货物贸易和GDP增速，特别是2012―2018年全球服务贸易年均增长4.19%，高于同期货物贸易的年均增速（1.1%）。为此，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已由1970年的9%上升到2019年的24%。未来，随着制造业服务化的推进、可贸易性服务的进一步拓展，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提升。根据世贸组织报告，预计2040年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将会提高到50%。另一方面，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服务水平的提升，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趋势的增强，推动着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和全球价值链重塑。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货物贸易中大约1/3的价值归功于服务业，若加上跨国企业向遍及全球的子公司提供的各项资产也蕴含着软件、品牌、设计、运营流程等无形资产，那么传统贸易统计中服务贸易规模就被大大低估了。我们以增加值核算的方法计算，全球服务出口占全球所有贸易出口的比重接近50%，比总额方法计算的24%占比高出一倍，这表明服务贸易对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服务贸易拓展了新空间。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从动力、内容、方式和主体等方面重塑全球贸易。一是经济数字化快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及其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的贸易方式和服务业态，跨境电商、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拓展了服务贸易的空间和规模。二是服务贸易走向数字化、平台化，正在重塑商业模式，大幅提升服务的可贸易性（tradable goods）。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推动着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可视化与跨境交付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商业模式和贸易方式，使得传统服务产品大大提高了跨境提供服务的可能性，金融、医疗康养、旅游文娱等服务贸易的便捷性大幅提升，远程跨境服务日益活跃、品类日益丰富，服务贸易规模快速扩大。例如，2005年以来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服务贸易规模增长了一倍多。三是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大幅降低了服务贸易成本。根据WTO《2019年世界贸易报告》，传统服务贸易成本几乎是商品贸易成本的两倍，但在2000年至2017年期间，由于数字技术发展、政策壁垒减少和基础设施投资，服务贸易成本下降了9%。

 

第二，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价值链升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一方面，全球产业链中制造与服务环节的联系更为紧密，生产性服务快速发展。商品中的服务要素对提升产品竞争力愈加重要，已成为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的重要来源和价值链增值的主要环节。据世行《制造导向发展的未来》报告，发达国家产品的最终价格中，制造环节增值占比不到40%，服务环节增值约占60%。另一方面，制造与服务日益融合，服务对产业发展，尤其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支撑促进作用更趋凸显，服务已成为制造企业维护竞争优势的核心环节。

 

第三，全球服务贸易格局呈现新特征。一是贸易结构向高端服务快速拓展。除旅游、交通运输两大传统部门外，计算机与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和管理咨询、知识产权交易、研发、维修服务等日益活跃，成为各国关注并着力发展的重点领域。二是从国别分布来看，服务贸易发展的市场集中度较高。前十大服务贸易进出口国的全球占比均在50%左右。三是跨国公司高度重视加强对服务增值环节的掌控能力。作为全球产业布局和跨境贸易投资的推动者，近年来，跨国公司日益重视服务要素的投入和服务化转型发展，一些传统大型产品制造商已经转型为综合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有数据显示，全球500强企业中，20%的跨国制造企业的服务收入超过总收入的50%。虽然信息技术促使中小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和网络实现跨境服务提供，去拓展全球市场，成为全球服务贸易新力量，但在高附加值服务市场中，大型跨国企业集中度更趋突出，对服务关键增值环节的掌控力不断增强。在云服务市场，2019年亚马逊、微软、谷歌和阿里云提供的云服务合计市场份额已提高至约60%。四是服务业开放呈现新趋势。开放合作有利于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中小服务商更便利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各国也因此加快推进服务业发展与市场开放。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全球服务市场的准入管制有加严的趋势，全球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由0.17上升至0.18，但限制程度仍低于服务贸易整体水平。五是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加速重构。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虽然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作为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服务市场开放与投资自由化成为发达国家在新一轮规则重构中关注的两大重点，服务贸易相关规则也日益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议题之一。新规则更加强调服务业开放和数据自由流动等，更加强调为跨境提供服务和数字贸易新业态拓展空间，高标准、强约束特征进一步凸显。

 

总体来看，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各国经济相互融合和制造业服务投入显著增加，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面临发展新机遇，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将持续提升，对全球经贸规则提出新要求。当然，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国严控措施下的“大封锁”（great closedown），在导致国际经济深幅下降的同时，也将给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带来巨大冲击。服务贸易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诸多新挑战。

 

 

中国发展观察：新形势下，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如何？

 

张琦：我国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和参与全球服务贸易。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主动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多措并举促服务贸易发展，特别是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先行先试来探索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改革与开放路径。我国现已成为服务贸易大国。

 

首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新亮点、新引擎。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4.6%上升至2019年的53.9%。入世以来，我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地位逐步提高。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境服务数据（BOP口径），2019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5.41万亿元，已连续五年保持服务贸易全球第二，分别为第二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

 

其次，以商业存在模式提供的服务贸易发展迅猛。商业存在是服务贸易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按世贸组织FATS统计口径，约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55%，与全球跨境投资60%以上投向服务业的趋势相一致。据商务部统计，我国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贸易快速增长，2018年中国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贸易为15万亿元人民币，是当年服务进出口的2.9倍，占全口径服务贸易（将FATS与服务进出口相加）规模的74.4%；增长17.6%，高于服务整体进出口增速6.1个百分点，外资在华服务销售收入和中资海外机构服务销售收入分别增长8.4%和28.9%。

 

再次，区域合作助力服务贸易发展。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总额达1217亿美元，占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的15.4%。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和承包工程迅猛发展，2019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979.8亿美元，同比增长9.7%；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额达到1249.5亿元人民币（约184.7亿美元），占比19.1%。

 

此外，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快速发展，新模式新业态为传统服务贸易注入全新的活力和带来全新的发展契机。跨境电商对服务贸易的积极作用不仅体现在规模和效益的增量上，也推动了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有利于提高我国外向型服务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当然，随着我国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其整体竞争力有所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仍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一是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占比（尤其是出口）仍较低，低于全球水平约10个百分点。二是长期保持服务贸易逆差（2019年逆差规模有所缩小），全球市场份额提升仍有空间。三是细分服务部门竞争力差异明显，传统优势突出，中高端竞争力有待提升。四是在商业存在模式下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差距凸显，在美国等发达市场中，我国以商业存在形式提供服务的竞争力明显不足。

 

中国发展观察：世界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对稳外贸、稳外资有何现实意义？

 

张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推进，拓展了服务贸易的发展空间，各国都在积极抢占新业态、新模式的先发优势。面对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提升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对我国贸易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对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第一，服务贸易是我国扩大开放、拓展发展空间和释放增长新动能的重要着力点。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世界经济和贸易投资带来较大冲击，也给服务贸易发展、特别是跨境提供服务创造了新商机。加快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是我国应对疫情冲击、稳外贸稳外资的重要抓手。第二，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是我国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环节，对我国迈向价值链高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将为我国参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维护良好的外部环境奠定基础，有利于共促全球服务贸易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