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宏国研信息技术研究院课题组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又陡然增加了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准确把握“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外部环境的发展趋向和基本脉络，准确判断和防范化解各种外部挑战和风险，是谋划“十四五”时期发展方向和政策的重中之重。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格局产生明显扰动，不仅对全球经济有当期冲击和影响，更会对“十四五”时期的国际环境及产业链全球分工模式产生明显的中长期影响。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是把握国际环境的核心坐标起点，这也意味着，“十四五”时期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中短期形势变化和问题的认识必须要立稳这个长期坐标判断。

 

　　一是“十四五”时期全球力量格局继续向新兴市场国家倾斜。百年大变局的核心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近几十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历史机遇，实现了快速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2008年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到2018年占世界经济比重达到59%。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约100亿，其中85亿将属于目前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格局的演变，背后是东西方文明的交锋。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的动力均来自西方文明。进入21世纪，中国、印度、东盟等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特别是过去20年，东方文明覆盖下的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连续超过50%。预计“十四五”时期，新兴经济体增速继续相对超过发达经济体，将在全球经济版图中争取到更大份额。

 

　　二是“十四五”时期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处于加速之中。18世纪开启的工业化进程已从机械化、电力化、信息化逐渐演进到智能化阶段，人类运行逻辑与国家治理规律正被智能化的高速、高效与高频颠覆。17世纪技术革命后，人类逐渐进入机械化社会。此后出现的电力、网络使人类变得更快、更强，更能跨越物理空间。21世纪初兴起的云计算、万物互联等，开始解放人类的大脑思维与神经指令，生活习惯、金融运行、经济规则、社会治理等将再度面临颠覆。

 

　　科学技术是引领大变局的革命性力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十四五”时期将呈现“一主多翼”的基本格局。“一主”即以信息技术深度发展和全面应用为特征，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加速推进，数字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主导的新兴技术群落应运而生；“多翼”指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创新发展迅猛，或在农业、能源等领域掀起产业变革。

 

　　三是“十四五”时期全球治理体系进入快速变革期。当今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现代化发展模式更趋多元，国际治理体系向协同共治转变，任何国家或者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求稳定、盼和平、谋发展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诉求。近年来，保护主义、极端主义对全球的地缘政治和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大国间博弈和对抗风险凸显，现有国际秩序正在遭受严重冲击和挑战，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十四五”时期全球治理体系进入快速变革期，治理理念发生明显变化，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多极化趋势，治理机制平台日益丰富。

 

　　四是“十四五”时期逆全球化暗潮涌动，全球化动能可能衰减。“十四五”时期，主要发达国家市场增长空间有限，零和博弈思维突出，预计贸易保护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仍将发展壮大。综合看，百年大变局深刻复杂、变乱交织，各种新旧因素、力量、矛盾相互叠加碰撞。尽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大国关系、国际秩序、地区安全、社会思潮、全球治理被深刻重塑，国际局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世界政治正在进入新的历史长周期，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国际格局日趋均衡，100多年前确定的大西洋体系正在出现洲际式转移与主体性分散。

 

 

　　我国一季度经济增速负增长，总体符合预期，主要受疫情影响。随着复工复产进度不断加快，经济运行已经出现好转，三月份主要经济指标负增长已经明显收窄。当前，决定下一阶段经济恢复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复工复产的力度和节奏，二是全球疫情控制情况。未来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就业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这涉及社会稳定；二是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主要发达国家在治理能力和手段上缺乏共识和协作；三是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不断积累，或成为下一步复工复产的最大掣肘。

 

　　同时，大量生产能力缺乏国际市场接盘，难以实现有效循环。二季度经济运行有所回升，但是下半年的风险仍然很大，国内需求难以有效实现对外部需求的替代，产业链长期中断，意味着需要与能够合作的国外市场重组产业链，企业生产能力转型需要资金、技术和时间。对此，必须要在政策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未来内外需增长可能明显分化，其中内需中政府投资可能明显加速，而外需面临较大挑战。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及抗疫隔离措施的影响，中金开工指数显示全国一季度的线下行业产能利用率可能在65-70%，而四月开工率已经回到了85%-90%，环比明显回升，二季度GDP同比增长明显回升。然而，海外疫情加剧，全球主要经济体在三月中以后相继按下“暂停键”，外需面临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更大的挑战。

 

　　中金全球经济活动指数显示，四月全球线下经济活跃度下降六成有余，且在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平台期”之前难以快速恢复。即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中国的经验，结合对海外政策执行更切实际的假设，预计海外复产复工所需的时间可能比中国更长，三季度前出口可能仍然录得较大负增长。与此同时，国内政府主导投资增速明显回升，地产行业景气度也有序恢复，有望支撑内需增长。政策方面，预计财政与货币政策有望进一步加大纾困及稳需求力度，尤其在围绕提振消费和新型城镇化相关的政策方面。

 

　　做好“与压力共舞”的准备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要清醒地看到，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机遇依然大于挑战。“十四五”时期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坚定深度对外开放的大方向，不停滞、不动摇、不松懈，保持战略定力、耐心资本、底线意识，学会“与压力共舞”“与风险并担”，继续主动推进全球化进程，与世界大潮流共进。具体有六点建议：

 

　　重点关注低收入和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群体。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最强，但收入受疫情冲击较大，可通过增强其消费能力拉动内需。具体可考虑将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提高至6000元左右，降低不同档级的边际税率。此外，关注相关群体就业失业问题。重点保障就业存量，尤其对中小微企业；加大对失业、待业人群的技能培训，为疫后经济恢复提供更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

 

　　多措并举纾困中小微企业。具体可考虑“三免一退一发”，即免租、免息、免社保缴费和水电费用退税、发消费券。减税的同时，增加对中小微企业的补贴，从而对其形成多方位支持。同时，可考虑让政策性银行直接参与中小微企业贷款，由国家承担50-70%的信用风险，商业银行承担剩余部分，以消除中小企业生存危机。

 

　　采取更积极的公共投资措施，阻断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叠加影响。新基建方面，除了持续推进数字化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数字化升级，也可考虑推动政府数字化相关的专项计划，释放潜在需求。传统基建方面，筛选出量级和资本收益率俱高的项目，形成有效投资。具体可考虑加大对老旧小区的改造和租赁住房建设；围绕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镇化展开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城市轨道和道路系统改善等；有效补足公共卫生、养老等供给短板等。

 

　　提前布局产业链，把握疫后经济恢复和全球竞争的先机。鉴于疫情在全球的快速蔓延，我国严重依赖外需的企业部门将面临全面且严峻的外部产业链冲击，需要提前关注对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的粮食、畜牧品，以及重要的零部件供应链情况，提前增加储备。此外，我国率先在疫情防控和生产恢复方面取得进展，这对外资企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可顺势引进对我国产业链具有补充性作用的外资企业，加大相关优惠财税政策力度。

 

　　货币政策应灵活适度，为财政政策的“积极有为”创造有利环境。考虑到当前我国处于长期债务周期叠加疫情冲击导致的经济低迷阶段，货币政策应保持高度灵活性，通过降低存准、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支持商业银行购买国债、扩大政策性金融范围等措施，重点保障市场、企业层面的流动性充裕。同时，鉴于海外疫情发展仍具较高不确定性，尽管我国仍具有货币政策实施空间，仍需根据国内经济增长实际需求，审慎释放货币供给。此外，也需提前关注和应对疫后全球流动性过剩造成的资产泡沫和通胀问题。

 

　　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的国际协调。虽然我国已越过疫情高峰，但若全球疫情蔓延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国内经济将持续受到外需锐减、全球产业链断裂等负面影响。我国应联合主要经济体通力合作，控制疫情蔓延。受疫情影响，全球市场流动性趋紧，各国资产价格普遍下跌。我国可倡议加快推进全球经济安全网建设，帮助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和行业更好地应对疫情冲击，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总第1717期1版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否则保留追究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