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确保完成“六稳”“六保”重大任务。从近期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促进国内经济恢复。

 

（一）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

 

疫后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特别是在美国频频打压中兴、华为并对我实施“科技脱钩”的背景下，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科技竞争力已刻不容缓。这就需要加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而创新活动从无中生有到产业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针对创新的三个阶段分类施策，分别予以财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投入。

 

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2%，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缺乏足够投入，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差距较大。建议集中优势资源补短板、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在未来五年内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年份继续逐步提高。

 

创新的第二阶段是“1—100”，是技术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业务。这方面就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又接地气、了解市场的人，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担任技术经理人。作为科技与产业的桥梁，其使命就是面向企业和产业需求、组织和整合科技力量进行深度研发，通过将科学转化为技术、以中试验证和改进技术来为企业界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著名的德国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就是干这个活的。类似这样的机构在德国有很多，这也是德国科技创新如此先进的关键所在。建议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从创新规律出发，加快培育发展一批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强“技术开发利用”这一弱项。

 

创新的第三阶段是“100—100万”，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过程。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最后卖到全世界？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也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个阶段的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等。这就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了。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的推出为广大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打开了一个快捷及时的渠道。要发挥科创板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能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二）以新基建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经济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

 

一是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化，形成万亿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投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5G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万～600万座，每座20万元，投资规模也将达到万亿元。再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去年全世界在建大型数据处理中心180个。一般10万台服务器规模以上的数据处理中心算是一个大型的数据处理中心，那么全世界去年至少有1800多万台服务器在安装建设中。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元。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亿～50亿台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2亿～3万亿元。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建议对新基建投资和运营企业所得税参照高新技术企业享受15%的税率。

 

二是有利于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全球目前有60余个万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可与数字化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根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那么在未来15年中预计可节约近3000亿美元，平均每年约200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高价值企业主要将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三是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近年来，中国的创新能力加快提升，特别是在5G领域具备了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创新体系仍存在不少短板，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仍有待探索。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的动能，有助于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三）疏通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以新需求消纳产能，促进供需平衡

 

过去几年，持续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疫情冲击之下，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对此，我们不能再施以强行去产能的手段，而是要通过适度调整政策、创造新的需求来释放这些产能。毕竟产能过剩总是相对的，是受制于特定的技术和制度环境。环境变了，供需条件也自然会发生变化。

 

比如，钢铁行业。据工信部的数据，2019年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能分别为8.09亿吨、9.96亿吨和12.0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3%、8.3%和9.8%，产能增长较快，已有再度过剩的迹象。注意到在生产端，经过上一轮“去产能”，污染的、技术落后的、规模较小的产能都已经去掉了，现存的产能在世界上都算是比较先进的；在消费端，来自建筑业的需求占比超过60%，但钢铁在建筑结构上的使用量却只有7%～8%，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为40%左右。现在我国每年新建十多亿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能在建设标准中适度提高房屋用钢比重，甚至推广使用钢结构建筑，一年可以多使用1亿多吨钢材，有助于消纳这些产能。此外，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3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70～100年，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一举多得。

 

再如，汽车行业。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尽管产销量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别下降了7.5%和8.2%，有消费萎缩的迹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之所以出现汽车消费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有很多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购、限行政策而买不了车。如果放开汽车消费，使得中国能达到发达国家50%的水平，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设施，扩建立体停车库。事实上，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将部分过剩的写字楼改造成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再比如，能源化工行业。2019年，中国进口原油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3%。未来几年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还会继续升高。这么高的对外依存度始终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隐患。这些进口的原油天然气有大部分用于生产各种化工产品。而我国有世界上储量最为丰富的煤炭，每年的煤炭产能50亿吨，实际产量40亿吨左右，似乎是“过剩”的。鉴于煤炭是天然的化工原料，建议对未来新增的炼化原油以煤炭来替代，发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而不是简单用来发电（将来的电也将主要来自可再生能源）。这方面我国的神华集团等大企业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如果增加8亿～10亿吨煤化工原料，就可以每年减少2亿～2.5亿吨的石油进口，既可以消纳“过剩”煤炭产能，又可以降低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目前煤化工这条技术路线无非是遇到成本和清洁利用技术的制约，这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来逐步解决。建议引导相关领域有实力的央企民企进入该领域，用持续不断的资本投入来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以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将这条技术路线的综合成本降下来、降得更有竞争力。

 

（四）多措并举刺激消费、促进就业、提高保障，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

 

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意味着中国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6亿中低收入群体并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如政策不当，掉回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应采取特别措施刺激消费、促进就业、强化保障，进一步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刺激个人消费。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累进、最高45%的税率，在全世界算是较高的。我国每年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发展中国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罗斯都要低。之所以这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边际税率下，很多私营企业主在企业不领工资，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25%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将企业迁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税。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税率应该小于或等于企业所得税税率，现在企业所得税税率降到了25%，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应由45%降到25%，相应的级次税率也应下降。此举不仅不会减少税收总量，反而会扩大税基，刺激消费，形成税收总量的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

 

二是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助力保民生保就业。占企业总量80%的小微企业吸纳了70%的就业。2018年，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持续三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这是疫情之前的政策，在当前广大小微企业因疫情冲击，生存面临空前压力的情况下，考虑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战略需要，建议将这一政策转变为基础性制度甚至上升为法律，以此来放水养鱼，稳定预期。其中的道理与当年对经济特区、对高新技术企业采取所得税优惠是一样的。一旦小微企业缓过劲来，必将以新的就业带动更多就业，进而推动经济向好的循环方向发展。

 

三是盘活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6亿中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与城市居民可以拥有产权清晰、逐步升值的住宅等财产不同，农民却因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市场化交易困难而无法享受相应的财产性收入。这也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一直停留在3%左右。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到现在六七年了，农民依然只有土地集体所有权、承包经营权，还是没有“更多财产权利”。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为直接的着力点就是通过深化改革，将附着在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上的财富转化为可以交易的财产，以此增加农民收入。

 

四是增加社会事业支出，逐步提升社会保障水平。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三项支出合计占人均消费支出的43.9%，比2015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为此，政府应增加住房、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以换取居民在这些领域减少支出，将节省的部分用于其他消费。比如，

 

可通过增加大城市的保障房供给，提升公租房在城市住房中的比重，稳定商品房的房价（房租）；

 

尽快将学前教育纳入到公共服务范围，将义务教育拓展到高中阶段；

 

加大力度鼓励学生报考医疗卫生专业，减免学费，大幅增加医护人员供给，以应对因中国老龄化慢病化加重而产生的医护服务供给短缺。

 

（五）培育区域发展新增长极和动力源，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形成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在新形势下，中东部地区要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西部地区要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应用高新科技寻找创新发展的突破口，进而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在中东部地区要重点规划建设好城市群都市圈。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而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促进相互协同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是看不见的“经济学”。

 

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内部结构，形成以超级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协作的新格局；

 

二是要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

 

三是注重以联通高效、无缝对接的综合交通网络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综合成本。

 

在西部地区，要创新工作思路，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谋求新发展。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事实证明，过去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把东部的城市化工业化的逻辑带到西部就可以推动西部大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西部之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技术和制度约束下的资源禀赋现状。仅靠改制度而不改技术，资源禀赋格局依旧，发展落差缩小不易。新形势下谋划西部地区发展需要超常规的思路。

 

比如，西部土地多，人口少，发展农业不宜采用沿海那种劳务密集型的模式，而应发展高技术、工程化、企业型的新模式。建议学习以色列和新加坡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大棚滴灌、立体种植和无土或少土栽培等技术发展新型戈壁农业，将广阔的戈壁滩改造成超大规模的蔬菜粮食生产基地，并通过中欧班列输送到欧洲或内地中东部。假设这样的农业搞了10万平方公里（1.5亿亩，每亩1万元产值），将会产生1.5万亿元的产值。同时，这相当于增加了1.5亿亩耕地，可以将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标卖给东部地区，既筹集了资金，又为东部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增加了用地指标，一举两得。

 

再比如，西部水光风电资源丰富，由于用电需求增长放缓、调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畅等原因,近年来频频出现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对此，一要通过发展抽水储能、化学储能等技术，平衡此类能源的峰谷差，将此类能源改造成稳定可持续的电力资源。二是加大特高压电网的投资力度，努力将这些地区富余的电力通过特高压电网输送出去，提高对此类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三是要在西部就近布局云计算数据中心，通过“东数西算”为东部提供低成本的云计算服务。总之，要通过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和系统工程发展思路将西部地区富余的清洁能源开发出来，进而转变为西部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支撑。

 

（六）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激活社会投资活力，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今年3月3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这份重磅文件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比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另一方面，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受挫的背景下，这种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重启经济循环。

 

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2018年，我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总额58.7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投资公司的资本。建议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有关要求，从现有产业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总盘子中划转出价值10万亿元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或美国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再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国有资本就盘活了。如果这10万亿元的投资能实现年化回报10%，每年就会有1万亿元左右的收益，可以为国家安全、公共服务等需要国有资本进入的领域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不用增加财政负担。从工商产业类退出的10万亿元资本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20多万亿元工业、商业、产业类市场空间，进一步鼓励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从而打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资金循环，有利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经济全局。

 

推进物流运输体制改革。中国全社会各种物流成本占到了GDP水平的15%，而美国只有GDP的7%，欧洲、日本在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仅占总运量的9.5%，公路、水路分别占74.3%和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1/3，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为此，建议围绕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

 

一是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中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

 

二是随着高铁线路的逐步延伸，可以将原来的普快调整为货运专线，提升利用率；

 

三是在一些交通枢纽深化改革、提升多式联运效率；

 

四是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高效畅通的智慧交通。

 

推进内外贸监管一体化。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时代发展最为迅猛的贸易方式，未来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虽然年均增速超过50%，但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比重不到2%。其中的部分原因就缘于内外贸监管体制的分割。比如跨境电商做零售不能做贸易批发。又比如，零售商又被切分为保税进、保税出、一般进、一般出四种类型，只能择其一种来经营，不能四位一体干零售。而内贸就没有这样的限制。这种跨境电商的监管体制束缚了企业的经营能力。最近海关总署已经允许在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B2B，建议进一步打破零售与贸易批发的界限，允许所有跨境电商企业都可以做2B、2C，把零售和进出口贸易一体化，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选择零售或批发等不同业态，为其开展国际供应链整合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