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观点 王明姬

 

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高度重视化解可能出现的‘疫后综合症’，继续做好治愈患者康复和心理疏导工作以及病亡者家属抚慰工作。”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疫后统筹推进经济社会重建的重要指示，也是织密防护网、完善社会隐患预警机制、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高度重视，尽早施策，有效应对疫情引发的公众心理危机。

 

高度重视化解“疫后综合症”的复杂性

 

“疫后综合症”包含多重矛盾。“疫后综合症”既包括因疫情引发的各种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也包括这些心理问题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疫情刚暴发时，不仅全国经济按下暂停键，大量城乡居民也在心理上集体进入急性应激障碍危险期，很多人以惶恐不安、焦虑抑郁、孤独失落的心理状态隔离在家。随着疫情控制进入常态化，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逐渐显现出来，因疫情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交织叠加，“疫后综合症”的巨大影响不容忽视。

 

“疫后综合症”患者极为痛苦。引起“疫后综合症”的主要心理危机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其临床表现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创伤体验反复出现，控制不住的回忆痛苦经历触景生情，反复噩梦，甚至发生错觉和幻觉；二是持续性的警觉性增高，难以入睡、易醒易怒、集中注意困难，进而出现各种躯体疾病；三是回避与疫情有关的人和事，不去有痛苦回忆的地方，人际关系疏远，兴趣范围狭窄；四是出现焦虑症、抑郁症、躁狂症、恐惧症等心理疾病和自杀念头。一旦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心理感受极为痛苦。

 

“疫后综合症”潜在人群数量大。疫情后容易爆发心理危机的人群有三类：第一类是治愈出院患者、轻度感染者及失去亲人的家属；第二类主要是一线医护工作者；第三类是外围人群，包括参与救助的军队、科研人员、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新闻工作者、志愿者等。以上三类心理高危群体，人数众多。

 

“疫后综合症”深入干预难度大。患者、家属、医护工作者是疫情期间接受心理援助的主要对象，但针对第三类人的主动心理干预和疏导力度尚显不足。根据全国心理援助咨询热线数据显示，进入二季度后，拨打心理热线的人不减反增，咨询内容从疏导焦虑恐惧情绪，扩展到情感冷漠、家庭关系受损、工作倦怠、再就业困难等“次生问题”，还有人出现了生活节律紊乱、记忆力下降、烟酒和药物依赖等不良行为，且多为第三类人群。因为人员分散、咨询方式被动、持续追踪体系不健全，导致心理干预浮于表面、效果短暂，难以解决实际问题。

 

“疫后综合症”潜伏时间比预计更长。在重大灾难后，70%的人会在1年内自行痊愈，恢复心理平衡状态；其余30%的人则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特别是灾难发生后的1-3年内，是抑郁、自杀等严重心理问题爆发的高峰期，有些人甚至会在几年后，甚至几十年后依然出现睡眠障碍、情绪障碍、认知障碍、社交障碍等心理问题。治愈“疫后综合症”将是一条比医疗救治更长久的战线。

 

“疫后综合症”影响社会发展稳定。一是疫情严重地区出现人口外流。二是可能引起负性社会事件突发、频发。部分地区的社交障碍、恐惧症等心理疾病患者人数可能在短时间内激增，受限于各地心理援助应急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患者难以得到有效治疗，可能引发恶意伤人、自残自杀、群体上访等事件。三是很多心理高危人群身处重要工作岗位，如涉密公职人员、医务人员等，一旦爆发心理问题，将可能会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危机事件。

 

心理抗疫的任务更艰巨

 

一是疫情带来诸多“看不见”的损失。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带来的是楼倒桥塌这种“看得见”的损失，而疫情带来的是心理上“看不见”的创伤：强行中断的经济活动，被阻断的社会交往，压抑在心的恐惧感，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惊弓之鸟的脆弱心态，最终将体现在城市竞争力的缺失和社会财富的损失上。这些看不见的损失，甚至可能远大于看得见的损失。

 

二是心理抗疫肩负多重功能。心理抗疫需要发挥多重作用，要帮助普通公众恢复心理健康和心态平衡，要帮助受创人群找回对生活的控制感和主动感，要能提升公众长期归属感和幸福感，要恢复融洽交往的和谐社会关系。多重功能的叠加，既包括个体焦点治疗，又包括群体辅导纾解，既影响干事创业热情，又影响安居乐业稳定，所以更需综合施策、科学规划、精准落实。

 

三是重建公共安全感时间难估量。安全感是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被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差异极大。自然灾害发生后，公众对安定生活的信心通常会随着重建家园一同恢复，但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持续时间较长的慢性损害且复发具有不可预估性，导致普通民众被摧毁的心理防线修复缓慢，重建公共安全感将需要更长时间。

 

疫后心理建设的重点任务，应该是重建城乡居民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提升全社会对他人尊重、被他人尊重的心理感受。

 

着力构建多层级心理援助防控体系

 

在这次疫情中，人们的心理防线受到极大冲击，国家的心理援助能力和水平也受到挑战，但要以此次心理抗疫为契机，构建多层级的心理援助防控体系，为百姓提供更高水平的心理常态化服务。当然，这需要国家、地方政府、学校社区等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

 

宏观层面“三提升”。一是提升国家心理援助防控体系建设和管理水平，做好心理援助防控工作顶层设计。二是提升心理重建的重要性和科学性。建议明确省级政府作为心理援助防控工作的第一责任主体，牵头抓总负责“疫后综合症”化解处置工作。邀请社会心理专家参与疫后重振规划，将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纳入疫后经济社会重建评估指标，保证疫后重建心理防线之路不偏离、不走样，使经济重建和心理重建相辅相成。三是提升公众对湖北等地区的安全认知，消除地域歧视和隐性隔离。

 

地方政府“四常态”。一是常态惠及民生，积极推动就业。这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也是最为基础的刚性需要。二是常态追踪健康，建立心理档案。健全医院、咨询机构和城乡社区联动工作机制，稳定提供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咨询服务项目。对所有接受过心理治疗的城乡居民建立心理档案，及时更新信息，提供后续治疗。三是常态提供服务，发展当地心理援助力量。建立一批心理健康中心，邀请心理专家与基层心理援助人员共同承担后期心理疏导工作，大力培养基层心理援助队伍，为居民提供常态化、普及化、系统性的心理科普培训和心理咨询服务。四是常态促进交流，重建社会关系网。

 

社会合力推动“三个进入”。加强心理援助的普及面和深入度，确保取得实效，建议做到“三个进入”，即心理健康进学校、心理关爱进社区、心理治疗进家庭。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