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么分析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怎么看？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基本的事实大家都是认可的，就是我们经济的恢复可能超出了预期，超出预期的原因，刚才元春校长做的解释，我认为是正确且到位的。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我们国家在疫情冲击前所未有、经济社会发展挑战前所未有、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更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所以在全球疫情危机中，我们国家的经济先是陷于停摆，后来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后，政府更好地发挥了作用，从而使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

 

政策的外力应转化为经济的内力

 

我认为这个恢复是由于政府发挥了作用，可以称之为“外力恢复”。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框架来观察，还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现在应当要考虑这种依靠外力恢复怎么转向依靠内力恢复。内力恢复就是让市场有一种内生的动力，来实现自我恢复。好像新冠肺炎患者一样，首先是靠药物来控制病情，最终预后情况如何，还是靠患者自身的意志力、免疫力，也就是他的内力起决定性作用。因为有这么一些病例，靠药物控制大大地好转了，甚至可以说脱离了危险，但后来病情又急转直下，最终不治而逝。这就说明外力是比较强大的，但内力没有跟上、内力脆弱，最终还是无法挽回生命。

 

社会经济体与此也是类似的，治理经济与治病的过程是可以做一点类比的。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借助于强大的外力，各种各样的政策先后出来，对疫情的冲击得到了有效的对冲，从而使各方面的经济指标出现了超预期的表现。但这种情况的延续，最终还是要从提升内力方面下功夫，我认为这是宏观政策应当考虑的重大问题。不要以为现在的效果好，觉得政策还可以再加力，或者政策还可以照着原有的路径、着力点去发力。我认为，要根据经济运行状态的变化，综合考虑到国际国内各方面的情况，从以外力为主逐渐转变到养内力，要靠内力来实现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实现正增长，这是我们在判断当前经济形势时应当考虑的根本性问题。

 

这些年来经济下行反映出经济内力不足，疫情冲击雪上加霜

 

我们的经济内力怎么样呢？放在一个更长时期来看，经济内力就是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从更长时间跨度来看，经济增速从百分之十几，两位数降到个位数，比如2019年的6.1%，再到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一季度出现了负增长6.8%。之所以经济多年来一路下行，根源是内力不足，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下降的。那这是不是一种趋势呢？至少在中期这个时间段来看它是下降的。放在中期框架里来看，现在疫情冲击导致更大程度的下滑，可以说是断崖式的，现在靠外力来恢复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能不能恢复到2019年6.1%的增长呢？很多预测表明，2020年经济增长是很难达到去年水平，大多数预测就是正增长2%-3%的水平。从这个角度观察，疫情冲击带来的不仅仅是外伤，实际还会带来内伤。这个内伤表现在对供给侧、需求侧、实体经济以及对整个社会心理的冲击，还加上全球外部环境的极大变化，这些方面综合形成了它的内伤，这种内伤要恢复过来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怎么样通过外力来培养这种内力，增强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呢？这还是要从行为主体角度考虑问题，报告里讲到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不仅仅是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发生变化，社会主体的行为模式，像居民家庭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还包括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激活不同层次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实现内力恢复的一个根本途径。现在的政策是阶段性的，再加上制度性的安排，但以阶段性的救助政策为主。所以，这种外力很显然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措施，不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我们要培养经济的内力，有的要形成制度性安排，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这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

 

政策和改革举措有机结合可增强政策效果

 

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也涉及到很多问题。我们应考虑改革和当前的政策怎么样有机地结合这个问题，制定政策的时候怎么样把改革考虑进来，推动改革的时候怎么样把政策也考虑进来。这需要我们实现改革和政策的统筹考虑，统筹协调，而不是把改革和政策变成两张皮，谈政策只讲政策，谈改革只讲改革。这样一来，政策的效果和改革的效果都会打折扣。因为任何政策的制定、实施、传导都有体制基础。如果体制基础同时得到改善，那么政策的传导效果就会更好。如果只是在政策上做文章，在政策实施的体制基础上没有下更多的功夫，那么这些政策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从这点来看，把当前的政策和当前的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是需要高度关注和重视的。

 

现在一些政策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或者有些宏观政策出问题，比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问题，其实也有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只是今天在讨论，其实是一直都在讨论。还有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民营企业发展信心的问题等等，已经出台了很多的政策，但这些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结果就是不断地出问题，不断地出政策。其实是因为政策的体制基础还不够完善，这恐怕是我们需要去充分考虑的。政策是没法脱离其体制基础独立地发挥作用，这方面应有中医思维。就是单味药没有其他药的配合，效果是很有限的或者是短期的，甚至还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在政策的体制基础存在缺陷的条件下，即使不停地推出这样那样一些政策，也难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很难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所以，改革和政策的有机结合，甚至在出台政策的时候，同时考虑一些改革的措施跟进，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激发各类行为主体自救的活力，是当前恢复经济内力的关键

 

刚才讲到行为主体模式的变化，当前的政策、改革就是要围绕行为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来做文章，怎么样将其激发出来，这才是当前所有改革、所有政策的着力点和方向。像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问题，民营企业的信心问题，这就是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怎么样真正调动起来的问题，这与我们的营商环境改革有关。怎么样实现公平竞争？这是老话题了，但公平竞争的问题，歧视的问题，显性的看不出来，但隐性的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能不能够尽快地解决，这对于培养经济内生动力至关重要。现在的救助政策依然要有，不是说这些政策就不要了。在现有的政策上改革，进一步加大力度。除了民营企业以外，国有企业也是市场主体，国有企业改革怎么样进一步提速？在当前这种条件下，让国企、民企形成合力，而不是形成一种排斥力，我觉得这也是培养经济内生动力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国企改革就涉及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怎么样真正从管资产到管资本，这种体制的改革在当前条件下加快推进，对激活国有企业的活力也是相当重要的。

 

市场主体还有小微企业，上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小微经济论坛，我感觉办的非常好，提出了很多有见解的看法。小微企业要从经济生态角度来考虑，在高度分工的条件下，大量的小微企业是配套的，形成一个经济生态。如果这些小微企业没有活力，说明经济生态出现问题。单纯依靠大企业可能撑GDP、撑经济增速短期内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没有良好的经济生态，我们的经济内循环、国际国内的双循环可能就难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要实现畅通可能也比较困难。比如工业化的问题，工业化实际就是大中小微企业怎么形成产业的分工协调。

 

众多小微企业更多的是在成为行业隐形冠军上下工夫，而大企业在重大的技术攻关研发、集成上下工夫。国家应当在产业政策或区域布局方面有清晰的工业地图来提供指导，让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企业能找到方向，而不是仅仅完全靠企业自身盲目地进行摸索。

 

社会主体，居民就业、创业的选择，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疫情冲击下，在城市化率里，农民工统计为市民，但在失业统计上他们又变成了农民。农民工确实具有双重属性，我们的统计也是双重统计，采用不同的口径、不同的标准。2.7亿农民工的就业，对小微经济或劳动力需求地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就业的意愿、能力以及技能是需要政府去关注的，要考虑怎么样在疫情条件下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就业意愿、能力。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一些通过就业、外出打工脱贫的贫困家庭，已经实现脱贫，但现在疫情一冲击，有的又出现返贫的风险。现在经济又在转型升级，找工作的难度增加，尤其对缺乏技能的农民工来说比以前变得更难了，要考虑怎么样去引导这个庞大的群体就业创业的意愿。

 

还有，居民是消费者，消费倾向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趋于保守。因为对于就业、收入前景不确定的条件下，一种本能的反应是少花钱多储蓄，以备不时之需。所以，居民储蓄的增加，从宏观上来看似乎是好事，我们储蓄率提升了，也有更多的资金用作投资。但从整体来看，从供给和需求的循环来看，这有时候未必是好事。因为居民趋于保守的消费行为，对我们当前疫情冲击下的预期可能会带来变数，可能会使这种收缩进一步加剧。

 

怎么样改变居民消费的预期，恐怕就要从就业方面下功夫，增强收入预期的稳定性；同时在教育、社保、养老等方面也要增加居民未来预期的稳定性，这样短期的消费才不会在疫情冲击下进一步萎缩，这种心理风险才可能慢慢地得到化解。心里的风险一旦形成，不是通过一些经济指标改善就可以马上解决问题的，它会有个稳定期，这恐怕还需要从其他方面来解决。要把改革和政策结合起来，通过一些措施去引导居民的心理预期，在提升居民对国家发展的整体前景认识方面要加大力度。

 

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怎么样进一步调动起来，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具体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当前看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复苏非常重要，因为地方政府现在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在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也要发挥作用。现在是多重任务、多重目标，而且问责严格，在这种态势下，地方政府有时还觉得不知道怎么干。这种情况下，中央应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指导。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特别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当前在疫情冲击下基层财政困难的问题是通过2万亿救助政策去缓解，但缓解之后的明年怎么办，后年怎么办？这也要给地方政府以预期，使地方政府有基本的财政能力，这样才能发挥作用，才能有主动性、积极性。从这点看，我们不仅仅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这些长期的问题也是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并且改革之后财政政策传导机制会更加有效。

 

从主体入手来增强内生的动力，从而使我们国家的经济恢复从以外力恢复为主慢慢过渡到以内力恢复为主，通过改革使潜在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能得到扭转，至少不继续下滑。我想，只有这样，经济的发展才能稳定，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有了内生的动力。

 

作者简介：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