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境内的疫情防控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尽管局地有零星反复但大势向好。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各项事业急需回归正轨并力争实现“抢产抢收”式发展。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服从服务国家战略的具体行动。长三角一体化作为我国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在后疫情时代需要激发更磅礴的驱动力量，担负起更艰巨的责任。从2019年12月份党中央、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到2020年4月省政府推出《江苏实施方案》，长三角一体化的步伐正在沿着更坚实的路线图阔步迈进。

 

 

　　首先，疫情扩散应对期凸显出了长三角在中国经济大局中的战略定力。疫情爆发初期，全国各地在积极做好本地区防控的同时对疫情重灾区湖北进行援助。在整个应对防控的过程中，长三角地区依托强大的市场经济水平和物资供给能力承担了重要角色。以企业捐赠为例，长三角共有630家企业参与捐赠，总额达50.32亿元，占全国捐赠总额的19.81%。在捐助现金、物资驰援一线的同时，长三角各企业也发挥自身专业性，解决疫情期间的关键问题，提供医疗设备及服务，为前线提供医疗解决方案。除此以外，长三角地区在保障全国防疫物资和民生物资供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疫情防控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后备力量。

 

　　其次，疫情防控恢复期凸显长三角在构建区域价值链中的战略实力。长三角三省一市确立了疫情防控信息互联互通、重大疫情管控举措互相通报、重要防疫物资互济互帮、疫情防控交通一体化联动、新冠肺炎病例医疗救治工作联动五大工作机制。在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基础上，长三角地区是全国最早推动有序复工复产的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六稳”工作推进顺利，经济社会运行平稳。长三角地区率先全面复工复产，将对全国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形成有力支撑，凸显了长三角在全国大局中的战略实力。

 

　　最后，疫情防控常态化建设期凸显长三角转入开放创新的战略动力。在此次防控疫情、复工复产过程中，从政府到企业，从金融机构到行业协会，长三角地区通过多方“抱团”不断相互复制、推广战疫经验，探索形成了一种长效机制。在疫情结束之后，长三角凭借率先复工复产的先发优势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引领全国经济复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长三角三省一市GDP合计达到4.98万亿元，占当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4%。虽然三省一市GDP增速受疫情影响同比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下降幅度均低于全国水平。尤为亮眼的是，第一季度长三角地区重要城市之一南京的经济出现逆势正增长，成为国内万亿GDP城市中疫情下唯一一个第一季度实现正增长的城市，苏州和上海则逆势吸引外资总共高达88亿美元。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双重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产业链地位可能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出现调整。长三角地区作为承接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关键组成部分，必然也面临新的挑战。

 

　　一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使得长三角对外开放面临巨大压力。在疫情影响下，短期内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受到疫情冲击非常明显，商店关门、工厂停工、经济停摆，除了医疗防护物资以外，其他领域的外贸订单暂停、取消的情形比较多见。可以预见的是全球的外贸总量和一体化进程会受到较大影响，对长三角的开放环境形成负面压力。

 

　　二是产业链和供应链阶段性结构失衡，进一步加剧产业链崩散和要素流动扭曲。疫情防控的前期影响导致了部分行业的萎缩，尤其是文化娱乐、餐饮旅游、商贸流通等受到较大影响，产业链上的可调整资源加速向疫情防控行业的相关环节转移。这样的局面尽管会在短期满足疫情防控之需，但无疑会加剧正常产业链的崩散和要素配置的扭曲。

 

　　三是市场壁垒和制度性障碍仍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创新资源自由流动。长三角覆盖“三省一市”四个省级行政区，不同行政区在标准、政策和规范等方面尚未统一，仍然存在地区差异。行政区经济本身也存在排他性特征，各种市场准入“门槛”依然存在，市场分割未能完全根除，增加了资源流动和自由配置的难度。